加强司法监督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陪审制

人民陪审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审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却远远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参与、监督审判,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本文初步分析了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历史、现状,探讨了该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及其成因,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必要性及必要措施.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的角色重构与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人民陪审员"法律内行、同职同权"的角色期望纠正为"法律外行、异职异权",将人民陪审员"消极参与"与"过于积极参与"并存的角色认知纠正为"民主的参与者,事实真相的发现者和社会价值的代言者",以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促进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功能.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基本框架已确立的前提下,应通过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将改革的基本前提预设转化为正当的司法运作秩序,保证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生根发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事实领域的人民陪审员知晓争议焦点规范与人民陪审员一事一证规范,意见效力领域的合议庭评议规范和审委会及二审法院复审规范.     

浅议陪审制合议庭

陪审制合议庭有陪审团制合议庭和参审制合议庭。陪审团制合议庭在英美法国家存在,参审制合议庭在大陆法国家存在。在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应从解决“陪而不审”的视角来完善我国陪审制合议庭制度,即明确陪审员的权力范围、提供陪审员履行职权的条件和重构陪审制合议庭的责任机制。     

人民陪审员审判参与度构建的民主逻辑

不同国家因历史传统、文化特色不同而实行的陪审制度在形式上和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但非职业法官审判参与度的背后逻辑主要还是基于市场经济的民主发展水平和民主表现形式。民事诉讼中人民陪审员审判参与度的构建应回归民主本质,让其对案件事实认定问题进行判断与表决;对于法律适用等其他问题,人民陪审员则主要起到民主参与与监督的作用。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审判参与度的过渡性构建应兼顾不同地域法院及不同审级法院所面对的现实差异。     

如何实现“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统一——法院改革的策略选择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并非两种对立的司法组织原则。法院独立具有政体面向,而法官独立体现司法技术要求。法院独立服务于法官独立,法院体制为法官行使职权提供庇护,屏蔽各种不利于法官独立的干扰。此外,法官还需要专门的职业保护。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策略中,以去地方化为方向的法院独立应具有优先性;当下作为阶段性目标的"法官独立"应适度而为,为实现法官独立需要去除的,是那些有违司法规律、明显钳制法官自主性、不利于提高法官素养的行政化因素。法院改革中对审判组织层面的问题有所忽视,应以合议制审判组织运行技术规则为法官独立与受制的平衡点;陪审制不能法院化,而应国家化,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与法院改革齐头并进。     

弘扬法律的公平、公信精神:陪审制度之审视——兼论中外陪审制度的建构与实践

现代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其有效实施体现了人民主权,保证了公平正义,弘扬了法律的公平、公信精神。但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运行也会有很大差异。本文在考察域外英美陪审团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与英美陪审团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揭示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不足,结合《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     

遮蔽式审理方式的法文化评析

遮蔽式审理方式是与开庭审、书面审并列的第三种审理方式,是一种可以完全克服诉讼参与人和审判人员人性弱点的新型审判方式.遮蔽式审理追求比不公开审理更高要求的"秘密",蕴含着更为现实的安全、秩序、隐私权保护、公正和效率程序价值.对于某些受"权"、"情"干扰严重的特殊案件适度扩大遮蔽式审理方式的适用范围具有深远的法制理论与现实意义,确立和完善遮蔽式审判方式可以消弭司法信任危机,缓和司法价值冲突,增强公众对司法结果的认同与信服感;可以提升司法民主理念,充分调动民众尤其是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参与积极性,拓宽司法与国民之间的接触面,充实司法的国民基础;可以彰显司法正义,提高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害人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主体;可以帮助拒证证人转变角色主动积极参与诉讼.     

补办结婚登记的审判检视——以张西中等诉汪欣丽等继承纠纷案为例

司法审判中结婚登记与补办结婚登记的混同,使得当事人被"婚姻"。在因补办结婚登记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中,补办结婚登记审判标准模糊,以夫妻名义同居与类伴侣式同居没有真正区分,而补办结婚登记的实质意义应在于使仪式婚获得法律保护。检视现有的补办结婚登记制,构建以结婚仪式为要件、补办登记申请确认程序为补充的补办登记审判制度,从而避免补办登记认定的泛化。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申报》与杨乃武案:近代审判公开理念启蒙的表达

在《申报》创刊前,国内报刊发展萎靡,缺乏将审判公开理念广为传播的渠道。"杨乃武案"与《申报》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杨乃武借助《申报》洗冤,《申报》则借助"杨乃武案"提高销量。然从司法制度角度看,《申报》在"杨乃武案"的最大成就是首次全面提出近代史上的"审判公开",正是《申报》办报人的特殊身份、办报地点的特殊位置、言论自由的特殊背景、良好销量的助推,使得《申报》将西方"审判公开"的司法理念首次全面引进,包括对庭审不公开与阻止公众力量参与的批评,也包括对审判公开的呼吁与公众参与司法的渴望。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家事纠纷由法官调解转介给特定的调解组织或人员调解的审判工作机制,其制度内涵有三点:转介主体、转介范围和转介程序。该机制是审判工作机制而非调解的一个类型,因此与委托调解、强制前置调解和协助调解不同。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属于司法调解权的分化,既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变革的需要,更契合民事诉讼社会化的趋势。作为家事审判领域的制度创新,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民事诉讼"调审分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最终趋势是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全面分离。就家事纠纷解决而言,未来时期内该机制的实效发挥倚赖于专门的调解机构与专业的调解队伍建设。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     

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

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是旨在发现和纠正判决、裁定错误而设置的一审后审判,其会引导刑事案件重新走回法庭,由控辩审三方参与进行审理。在该程序中,适格的被告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刑诉法所回避。司法实践中,两大法系国家一般将原审中的原被告在救济审中发生程序角色换位,我国则是将一审中的控方和被告人视作救济审中的原被告双方,而救济程序中真正的被告人则一直隐藏于幕后,从而使刑事审判救济程序因诉讼主体的错位导致诉讼行为的移位。从诉讼程序的客观规律出发加以分析,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而且法院作为程序性刑事被告人是完全正当的,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原审法院程序性被告的归位应该成为必然。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为了实现司法界与国民之间充分且合理的交流,提高司法对国民的透明度,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于2001年提出了刑事审判方面构建裁判员制度的设想.也就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要导入能使广大国民国法官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真正以审判主体的法律地位来参与具体案件审判的新的国民参与制度.2004年5月28日,公布了<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 (文中简称<裁判员法>).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     

新时代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兼论“我为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征集活动的制度价值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民主价值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创新。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就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通过《人民日报》、人民网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以党的中央组织党务公开实践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创新,以民主执政方式推进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创新,以完整的参与实践诠释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中国式民主,以制度自信推进新时代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成为新时代党中央领导人民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创新的鲜活案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和制度优势,必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和谐社会的审判公正构建

审判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其内涵是要在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在我国当前,由于司法理念的滞后以及体制或制度等一系列原因,审判不公及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创新司法体制和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理性思考

日本裁判员制度是国民同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真正以审判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到具体刑事案件审判中来的一种新的国民参与制度。该制度规定了裁判员的选任范围、选任程序、权利义务以及违犯该法的惩处措施等。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的专家们十分看好这一制度,但日本国民却不认同。究其原因是该制度过分强调了裁判员的国民性、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的义务,忽视了国民的身份保障。     

把握舆论利剑杜绝"新闻审判"

近年来 ,由于对媒体报道案件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规则 ,“新闻审判”作为一种严重的越位现象 ,有悖于法治精神 ,影响司法公正 ,损害司法尊严。因此有必要运用现有的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消除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 ,同时设定周全的媒体报道规则 ,对媒体采访报道案件的时间、方式、内容进行限制 ,确保审判不受其干扰。     

中国公民知情权实现研究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实现的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与水平,也是政治民主实现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对国家和本地区社会和政治事务参与意识更加明显,我国现有制度体系和公职人员的素质明显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公民知情权实现面临诸多障碍.因此,应切实采取措施,最大限度保证公民知情权实现,促进我国宪政民主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