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十五大之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跨入新的历史阶段。它将以多样化为核心，以努力寻求符合实际发展水平的恰当形式为内容，从而最终实现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统一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从纯公有制经济关系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得出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结论。列宁和斯大林在实践中提出了在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必须运用商品经济的形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这一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深层次理论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涵义与主要内容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要性在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对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 既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也不能笼统地予以肯定。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具体地分析什么样的公有制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可能性。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都充分证明：传统的公有制模式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可能性只在于确立一种崭新的市场型的公有制模式;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现实途径在于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全面确立以社会化的劳动者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新型公有制模式。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性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是对立的,它们的兼容具有深厚的客观基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来改革公有制经济,按照公有制经济的基本要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完全能够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兼容.     

如何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公有制。由于目前中国非经营性资产及资源性资产基数庞大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加上经营性资产,可以认为广义公有资产的数量优势依然存在。因此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毋庸置疑的。     

论现代公有制的产权体制模式

现代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破除传统体制的弊端．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公有制关系和公有制形式的现代化、市场化是构造现代公有制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因此，根据公有制的性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机制改造传统公有制，建立与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公有制产权制度是公有制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现代公有制产权的社会性与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区别于原始公有制的根本标志是它的社会性。它既不是“公社所有”，也不是“自治共同体”所有（如南斯拉夫的自…     

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认识的深化,是实践探索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是混合所有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构造机理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优势互补、富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     

试论股份制对私有制的扬弃和对公有制的坚持发展

股份制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点,它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公有制     

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新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当前人们普遍赞同的一种基本思路是以努力寻找原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新的实现形式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践已经证明：寻找原有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并不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惟一途径。根据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应当提出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思路,即在寻找原有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同时,充分肯定、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各种新型的公有制形式。在当前及今后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仅应当实现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多样化,而且更应当实现公有制形式本身的多样化,这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主要希望所在。     

公有制·社会占有·泛公有制——走出“洞穴”与“社会主义理想国”的再现

全球化与中国化双重变奏下,客观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入了一个新的时空场域和新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伴随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日益滑坡,由此衍生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和前途的担忧:"背离否定论"、"趋同论"、甚至"变相的资本主义论"悄然蔓延。面对严峻的现实挑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走出"传统纯公有制"的"洞穴",探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占有关系"社会性"的"真理","不断地回头"在"泛公有制"中再现"社会主义理想国"。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

公共领域的存在必要性缘于以下事实: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发现和创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根本特点是其间接或直接的可分享性。我们的自我是普遍自我和特殊自我的统一体,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能够存在,以及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为什么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论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策问题构建日益成为政策分析的首要环节和政策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其实现价值诉求的必要途径,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合法化程度提升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这一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却是不充分的,并表现出零散性、附属性、单一性和突进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以政策问题构建为核心,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互动现状出发,完善公共决策政府议程的全面公开机制。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