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汉赋源于《诗》赋体之辨考

立足<诗>的文本资源,逐篇辨读,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相结合,我们发现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根蒂"),得以破解"风赋比兴雅颂"六种诗体("六诗")内在联系之谜,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矿藏资源.因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汉赋源于<诗>赋体始得探明.     

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 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荀子的《诗》学思想

荀子融合了儒、法两大思想,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偏重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荀子的<诗>学思想特征与其整体思想相一致,主要表现为:以<诗>循道,重视<诗>的教化作用;隆礼义而杀<诗>、<书>,强调学以致用;遍引<风><雅><颂>,以实践倡导<诗>之功用.荀子引<诗>具有浓重的政教色彩,大多属于断章取义,表现出通经致用的特点,客观上为汉代<诗>学奠定了基础.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舍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简述汉唐《诗经》的研究概况

汉唐时期是<诗>经学地位的确立和支离时期,此时<诗经>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从汉至唐,<诗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体系.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

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①具有集大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撰征引了自汉魏以来以迄初唐的学术著作292种.<毛诗正义>引书彰显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从取材看,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即使是引用文学典籍,亦不违此,甚至不惜牺牲对诗的审美观照;从方法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谶纬解释经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诗正义>文本的经学特征,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上博藏楚竹书《诗论·(串)疋》与《关睢》之辨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从曹操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借用意象,直引原句、篇目,整合概括句子入诗入文等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宋玉作品中出现了对<诗经>的审美性化用,但不占主流.两汉时期,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突出了对<诗经>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到了曹操,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诗经>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通过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新风尚.     

杜诗管窥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详注》曰:“意钟青柏,言交情长久;义动蛰蛇,言豪气激发.此正可方鲍叔处.”按:自“千载”以下六旬,虽叙交谊相投,但须注意送程还乡,乃全《诗》主旨,否则不免有违《诗》意.考“千载”二句,言已得交程氏,如管仲之遇鲍叔,非同寻常;“意钟”二句继之,上句承“末契”,言我等意之所钟,有如青柏长久至老,下句赞程远程还乡,有如修蛇之蛰居,乃是义举,因而为其所动.“若人”二句,言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