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昌附程卓

程大昌（1123～1195年）字泰之。休宁县洪里乡人。     

宋易河洛学的传承脉络:从刘牧到程大昌

宋易河洛学围绕着"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而建立,《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宋易河洛学开始于《易数钩隐图》,从刘牧到程大昌,他们都认为"图九书十"。《易数钩隐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区分《河图》《洛书》,第二部分引入《洪范》以与《洛书》相配,第三部分认为《河图》就是"参伍"之数。《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程大昌认为,《河图》为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元代诗经学刍议

元代政府规定科考<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由此,申述朱熹诗经学便成为当时学风之所趋.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诸如许谦、梁益、朱倬、梁寅、刘瑾、朱公迁、刘玉汝、胡一桂、罗复等人虽对朱熹诗经学做了大力卫护,但学术界的尚实精神并未消亡,而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的大力挞伐,又给当时的诗经研究增添了一道靓景.元代诗经学在宋、明诗经学中具有承启作用,我们不能轻视其学术价值.当下的元代诗经学研究所出现的惨淡景况,是由目前学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这一畸形现象所导致的,应该得到及时矫正.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澳门记略》引诗喻史探微

《澳门记略》运用夹注勾沉、以诗证史的写作策略为我们提供了“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的可称之为“以诗证史”之历史学阐释方法的一个范例 ,同时也保存了许多当时被朝廷列为禁书作者所创作的鲜为人知而极具研究价值的优秀诗作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本现存诗经古写本与当代诗经学

写本在《诗经》东渐和学术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现存多种《诗经》古写本,与敦煌所藏《毛诗》写本可以相互对照考校。现代诗经学继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又必须面对世界文化前所未有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的崭新局面,也就不能不承担与世界对话的使命。知己知彼,对话方能奏效。将民族化的《诗经》研究推向"民族化兼容国际化"的诗经学,首先就要对保存在各国的历代文献资料进行基础性考察,并对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由此构建平等对话和深入交流的平台。     

裕情与舒气——论王夫之对《诗经》的诠释

王夫之对于《诗经》的解释属于经学和理学的范畴。船山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社会的赞美或讽刺,而且还在于其所表现的诗人情志。船山通过对诗人情志的考察,分析人的性情结构,提出了"循性定情"的修养学说。但是情要落在气上讲,船山更进一步提出调气、舒气等功夫来贞定人性、使情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和乐状态,以实现学者自我的修养和社会的美俗、善治。     

明遗民诗经学著述五家论略

明遗民诗经学研究向为论者忽视,本文以明遗民五家诗经学著述为例,略为研讨,五家者:朱鹤龄、陈启源、贺怡孙、陈子龙、王夫之.以学术史为经,以诗学史为纬,论五家诗经学研究之贡献,以期引发明遗民诗经学研究之思考.     

程抱一法语诗歌思想探源

在程抱一的法语诗里,"道"是一个关键的字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采认识:其一为物之"道",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相互转化,一种在变化中达到的永恒;其二为诗之"道",探索诗人的使命,即像奥菲那样歌唱、为万物命名;其三为文化之"道",他引入了"冲虚"等道家思想范畴,指明文化之间对话与交融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石林诗话》论略

《石林诗话》是宋诗话中一部重要诗话。该诗话提倡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但并不排斥炼字;它主张“意与境会”、圆融无碍的“自然”美学趋尚,继承并发展了王昌龄、苏轼的美学思想,对江西诗派末流片面讲究“法度”、炼字与刻板模拟的倾向进行了否定;它重视含蓄的诗歌意境,对“以文为诗”的宋诗倾向进行了清算;它以禅喻诗,对人们深入、形象地领悟诗歌意境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汉续秦学论

"秦学"就是体现和运用于秦政中的经义学说.这种经义行政发源于秦朝,张大于汉朝.秦政和汉政的共同性在于,二者行政的学理基础都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经义和法术.同时区别有二,一是,经义和法术这二元因素在秦政和汉政所占有的比例不同;二是,秦政中只有经义行政而无经术之士,汉政中则既有经义行政又有经术之士.所谓汉续秦学,就是指经义论政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它直接影响了汉学和汉政的双向开发和互动交流.并最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经学政治形态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体.     

禅宗公案以诗证禅刍议

诗禅相通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话题,长久以来,学者关注的焦点是以禅喻诗,而对与之相反的以诗证禅则研究甚少。事实上诗对禅也有明显的反作用,禅师常引文人诗句示法、开悟、颂古,很好地体现了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     

唐宋间以诗入禅的三种形态

诗禅结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形态.自中唐起,偈颂诗意化的过程越来越明显,禅偈越来越具有诗的韵致,出现了自创清丽诗句以明禅的现象;发展至北宋中叶出现了大量引用现成诗句证禅的现象;引诗入禅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引诗笺注即引用诗句对示法之句进行再解释的做法.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伊藤仁斋与日本《诗经》学的转向

伊藤仁斋在日本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对于《诗经》学,他以其极富革新意义的独特理解,提出"《诗》道性情说"和"《诗》无定义说",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且这两大理论直接改变了江户初期(庆长至元禄)以来祖述《朱传》的《诗》学走向,开启了江户中期(元禄至宽政)《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