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从普遍意志到立法意志——论卢梭对“意志”概念的贡献

从社会契约理论的普遍意志到康德的自由意志,意志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与个体意愿的选择相关联,而是由理性来规定自身,并由此获得意志概念的实践内涵。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卢梭对意志概念两层内涵的阐发功不可没。断然摆脱与自然状态的关联之后,卢梭通过公意概念,不仅实现了由个体层面到普遍性层面的视角转换,使意志成为普遍意志;还以立法身份出现于共同体之中,并与以转让的方式进入共同体中的个体结合为统一体。由此,意志在其与法则的内在关系中呈现出自由的本色。从康德哲学的视角反观,卢梭对意志概念的贡献在于:通过意志的自由让康德看到了意志与理性相结合的可能性,而正是经由这一结合,自由意志显露出立法内涵中的道德底蕴。     

政治的道德基础:从卢梭到马克思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理解中,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存在一种本质联系。在面对文明时代人类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腐败问题时,卢梭率先发动了对启蒙学者的批判,认为现代政治处于非道德化状态,使政治与道德处在紧张与对立之中。面对这一现状,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这一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公意来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进而重塑公民的政治道德,以此重新唤醒人们对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重视。卢梭的这一思想经由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在德国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马克思把卢梭的普遍性形式落到了实处。     

利益权衡还是道德意志?——从黑格尔的角度反思近代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主流思潮之一,但在19世纪却逐渐失去影响力。通过黑格尔的视角,本文分析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哲学基础及其内在困难。自始至终,社会契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同意学说,也就是说,国家和法律的道德正当性来自于个人或被统治者的同意。但是,同意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含义。在霍布斯和洛克看来,同意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利益计算;而根据卢梭和康德的理解,同意代表一种意志的自我立法或普遍意志。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同意的这两种含义分别称为抽象法权和道德,并且认为它们都是意志自由的辩证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但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真正的意志自由既不是外在的抽象法权,也不是内在的道德自由,而是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也就是道德自由在一个具体的共同体中获得具体的实现。只有在一个伦理共同体,尤其是在作为其最高形式的国家之中,个体的自由意志才得到最终的实现。     

政治社会与人性还原：卢梭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前提

卢梭以其政治-社会共同体来批判现实社会、政制及人性。卢梭式政治-社会共同体以人类的自然生活为前提,但它的实现又以克服自然生活为基础。在卢梭社会思想中,自然生活与政治生活相互对立。因此,探寻卢梭社会思想的意义以＂还原＂卢梭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尤其是以对共同体的人性还原为基础。对后者的阐发必然涉及人类心灵机制的自我演化。从此出发,卢梭社会思想为当今人类生活提供了一种启示。     

霍布斯的“同意”与卢梭的“公意”之辨析

霍布斯认为，通过订立某种社会契约，在政治共同体中，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公共权威的意志看作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所谓霍布斯的“公意”。这种形式的公意也影响着人们对卢梭公意的理解，从而导致许多对卢梭公意的误解。     

从卢梭到马克思:近代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历程

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古希腊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代表的城邦共同体观念为近代以洛克《政府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个体精神所解构,再由卢梭创立了一个基于人性本善、自由平等、个人与共同体完美统一的近代化共同体思想体系,并为德国古典政治哲学所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思想主要观点为:实践活动构成了共同体的真实基础;克服异化劳动是共同体生活的必然要求;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同体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产阶级是实现共同体的现实力量。在当代,体现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原则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曙光。     

从卢梭政治思想看现代西方的民主幻象——对政治现代性的一个批判

西方现代政治中的民主原则是在卢梭的思想中确立起来的。然而,由于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对立,从而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相互对立,卢梭的政治共同体是虚幻的,其公意是抽象的,政府和主权者之间是矛盾的,这反而证明了人民主权的不可能性。西方现代政治中的民主不过是一种政治幻象。法律不是主权者的共同意志,而是特殊意志的法律化。由于政府是具有自己的固有意志的独立实体,官员也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主权成为了抽象的权力并几乎被化为乌有。     

马克思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克服与超越

为了解决文明社会中的自由问题,卢梭提出了公意概念和社会契约论,希求人们在公意和社会公约的基础上共同构建道德共同体,并作为遵守社会公约的共同体成员而获得自由。然而,道德共同体只是缺乏普适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理想国,这构成了卢梭哲学中的自由难题。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现实的人设定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从而揭示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此外,他试图回归市民社会领域探求自由问题的根源,否定了在卢梭式的政治国家中实现人的自由的方案。通过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本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超越。     

卢梭道德政治思想图景中的文艺观

卢梭复归并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从道德的角度阐述了区别于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在日内瓦是否应该修建剧院等有关争论,卢梭独具只眼地指出良好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不在于物质的积累与欲望的实现,而在于质朴的传统习俗与道德风尚.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堕落.卢梭文艺观的底线,是保护真诚人格不受文明社会及其扭曲人性的机制的腐蚀,促进布尔乔亚成长为富于德性与责任担当的现代公民.卢梭纠结徘徊于个人权利优先性的伦理诉求与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之间决定了卢梭道德政治和文艺观念的思想矛盾与内在困境,也是其思想呈现多面性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理想城邦构建思想探析

在古希腊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较早思考理想城邦问题的哲学家。在对待如何构建理想城邦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有许多思考,包括“公正”是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教育使城邦成为团体而达到统一,并提出了包括当政者要注意细节讲诚信、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城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并要实现自给自足、凡是对城邦共同体有卓越贡献的人理应在城邦中享有更加显赫的地位、城邦各部族间的失调易引发内乱、城邦的至善是不使城邦毁灭以及共同的文化活动使人们获得集体认同感等构建理想城邦的七大途径。探析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构建思想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道德历史主义:普遍性和相对性之间

道德普遍主义要求以普适性的道德理论规制人类实践生活,然而由于其忽视了实践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最终导致各种现代道德理论众说纷纭。在此背景下,道德相对主义以情感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新面貌重返现代社会,直接否认了道德客观性。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道德历史主义以一种折中姿态出现,既强调道德客观性的一面,又强调道德相对性的一面。然而,该主张虽然克服了道德普遍主义的局限,却因强调道德相对性而陷入同道德相对主义的暧昧之中。如果要摆脱道德相对主义,它又要向道德普遍主义倾斜。这种介于二者间的张力,既是其魅力所在,又是其困难所在。     

论科技与道德的合理张力

科技与道德是支撑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支重要力量,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也是历史的结论和现实的诉求。合理的张力意指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它们的发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促进科技与道德的共同进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使科技统一于恪守道德底线和追求道德理想,道德谋求科学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整合,最终合流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持续这一终极目标。     

政治权威在道德效力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不同于法律效力的物质性,道德效力实现的手段是纯意识性的。这一差别使得政治权威在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政治权威强大的物质性力量是法律效力不可或缺的根基,却在道德效力的意识性面前表现出局限性。政治的不确定本质决定了政治性的思想意识不能作为道德效力的根基。道德效力的意识性决定了道德效力的根基须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极限性知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道德困境,从根本上是源于这种极限性知识的变化,归因于公共政策或任何具体因素都是不恰当的。这是思想界的任务,却没有政治家的失职。而政治权威在道德观念的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道德实现其普遍效力的另一重要环节。只有政治权威、思想界等社会多元角色的结合,才能在现代中国道德体系的构建中做得更好。     

论"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三论张东荪先生的儒学观

传统社会里"士阶级"完成两项功能一曰"清血针",政治上"以德干政"; 二曰"维持力",社会上"以德系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是"极高度的修养"或曰"道德".现代社会之社会结构,要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士"所担负的使命得有根本的变化,"士阶级"本身也必得根本的改造.现代社会里政治之复杂性及社会之复杂性,恐远非简单的"以德干政"和"以德系群"所能解决.所以"士阶级"必须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再辅佐君主(现代社会之成立以君主之消亡为前提),而是辅佐整个儿的文化"代表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之代表;"代表道德主义",成为"道德"之代表.质言之,成为"文化"之代表,成为"文化"之"负担者"与传承者.此一使命超出传统使命之所在,在除了"道德"的使命以外,"士阶级"还须承担"知识之使命".     

道德权利基本问题研究

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的权利,道德在本原上意味着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人性对象化。道德权利具有宽泛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并表现为自由选择权、被尊重权、公正评价权等。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法律化是将那些社会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加以法律化,这有助于主体内在道德的对象化。     

冯友兰“新理学”道德观论略

冯友兰在＂新理学＂中申述了其道德观。就含义讲,道德是社会之理所规定的用以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规律;就起源讲,道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其出现与社会关系的形成和人类意识的产生密切相关;就根据讲,道德是完善个人品德、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所必需的,也是维持社会存在所必需的;就本性讲,道德是必要的善,而不是必要的恶;就类型讲,有不变的道德与可变的道德。冯友兰的道德观既有所洞见,也有未达之处。     

论卢梭视野中的良心观

良心在卢梭伦理思想中占有独特地位。卢梭认为,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在研究人的基础上指导人怎样做人。人性中有两个基本因素：欲念和理性。单方面的理性或情感都不能成为衡量善恶的尺度。衡量善恶的尺度是良心,良心是人们在社会中通过感觉和理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实行自然教育,建立自然宗教,才能造就道德新人,发挥人们内在良心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卢梭的良心观对他之后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局限性。     

双重效果论与道德领域中的干涉主义——论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道德后果的看法和态度

亚当·斯密不仅关心一般的道德理论,还高度关注社会的道德现实。他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影响做了考察,认为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效果论"。斯密主张,为了消除消极的道德后果,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道德认同论纲

道德认同是指人与道德同一或统一的过程和状态,是人们从内心上对社会道德价值、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等等的接受和认可,其发生的人学基础在于人的生命同一性,现实依据在于人的社会化需要,心理发生机制在于人的同情情感;道德认同类型多样,是一个在精神机制、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推动下内部世界、自我、道德、外部世界等要素和谐运行的有机系统;在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社会差异凸显的现代社会,主体价值诉求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会经常出现不一致,从而引发道德认同危机,但正是在这种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人类道德不断走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