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础工作,政府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法律明确政府的职权职责是必要的,但规范政府的行为过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讲尤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应加强对后两者的规定,才能充分、有效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生态文明视域下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法律保护探析

鉴于贵州省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手段,当前我省在此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情势仍不容乐观。建议运用公法与私法双重保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相关管理机制、传承链制度、评估制度等,以保护丰富多彩、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价值、困境与路径：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探赜

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重要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文化、立德求知、艺术审美、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存在着法律保障尚未完善、人才支撑瓶颈突出、发展战略规划落后、申遗工作停滞不前等现实困境。因此,坚持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多渠道强化专业人才支撑、系统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全力推进申遗工作进程是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发展的实践路径。实现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背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并结合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分析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深入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产权具体制度和理论,并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经验后认为,应采取建立统一的保护组织、摸清遗产家底、确定保护重点、加强保护单位和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在基层建立起保护机制、分类指导保护工作等工作措施,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就保护模式而言,应采用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模式,适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或者指导意见,以建立和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消亡,遭到毁弃、随意滥用和过度开发。法律作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执法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以致法律保护还不能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自治立法模式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实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行法律框架中,国际公约、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具有不同的优势和作用.民族自治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特殊形式,对保护和传承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针对性和天然优势,易于形成利用特色立法制度调整和规范特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特契合"的最优效果.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法律问题分析——基于惠益分享机制视角

解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前提是积极调动各方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促使各方主体协作的关键在于妥善分配所得利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关系复杂且利益往来密集,需要社会多方共同保护,特别是通过法律制度确立。文章以惠益分享机制为切入点,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各方主体利益进行分析,归结了惠益分享机制平衡各方主体利益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找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利益博弈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完善的惠益分享机制的法律制度。     

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从法令规制的角度看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利用--二战前日本文化财保护制度的成立

通过简要回顾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相关法令的修改过程,从日本文化财保护制度的发展历程出发,对文化财保护法律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内容和意义进行初步探讨。阐述了当时文化财保护制度对日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再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性

构建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或文化遗产学）理论及理论体系,有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先行奠定和完成,尤其是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及其性质等需要明确。从文化遗产的相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决定其相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或外延的相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相对性等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和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与功能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逐步开展,制定统一的《文化遗产法》成为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本身的特殊性,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更注重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融合,重视专业知识在法律中的适用,而这些特点最终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所具有的评价、管理、协调等特殊功能。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和功能,能够从立法学理论角度为统一的《文化遗产法》的制定打下基础。     

亟待构建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兼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立法与动向

围绕着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是习惯于＂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模式,缺乏一种全局观念。＂非遗＂的保护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属于＂艺术法＂体系的一个分支,正如民法体系、商法体系等一样,只有建立了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