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本文通过对西方政治学中政治体系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观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概念的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指出无论是对国家抑或是对政治体系概念的分析都应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一是国家或政治体系的本质，即国家或政治体系是一定阶级的专政，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对社会实施领导和管理的政治权力或者国家权力，这主要表现在以国体和政体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之上；二是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即国家政权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主要表现在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之上。长期以来，我们对前一个层面的问题已有十分充足的了解，而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则主要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政治体系概念来进行阐释，其效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对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进行考察的经典分析理论，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被西方政治学的政治系统等分析理论遮蔽了。因此，在使用政治体系或国家的概念时，应注意它们不同层面的内在机理。     

清初理学与清代学术

一般人认为,理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在清代已缺乏对社会的深度渗透和控制能力。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宏观视野的结果。清初理学形式上是通过权力机制而实现的思想的复古,实质上它是传统理学在清代的一种新生形态,它仍是清中叶及以前的主流话语。它对清代考据学、经世思潮、晚清经文经学和晚清理学中兴潮流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     

论孙中山外交方略演变的特色

本文从全局对孙中山的外交方略进行研究，认为孙中山的外交方略是动态的，具有日渐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和功利主义色彩。在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孙中山一直以夺取政权、完成政治革命为主要目的，为了夺权，纠缠于种族立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有时甚至不择手段。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实用主义外交导致了孙中山的多次失败。五四运动后，孙中山逐渐克服自己外交方略内在的矛盾──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爱国与出让国权的矛盾，抛弃了实用主义外交，并向彻底反帝爱国外交转变。孙中山外交方略的特色及其内在矛盾的不断克服，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软弱性、革命性，也表现了孙中山的伟大的政治人格。     

语境对译者的操纵

从当代译学对翻译进行外部研究的趋势出发，分析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译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即都是从文化或政治语境这一宏观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关注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强大操纵能力，还具体探讨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地位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     

中国改革的权力--权利逻辑

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障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权利观）的核心在于,权利决定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回归是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逻辑,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二元性对立在社会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寻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健全互动,一方面,必须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权力和利益勾结的格局,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依靠法律制约政府权力。     

刘古愚“经世之学”及其对近代陕西的影响?

刘古愚是近代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著名的经世大儒、爱国教育家,是关学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近代关中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刘古愚以“经世之学”自勉,并因此而深受晚清知识界的推崇。关学自张载以来“学政不二”、“学贵有用”文化传统的熏陶、师友之助、时变日棘的精神刺激以及为学医国的目标追寻,这些都是刘古愚“经世之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经世致用”、“学为医国之术”信念的驱使下,刘古愚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实践中,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进步事业。     

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将清初学术的特点归结为"博大",认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所从事的是志在经世的致用之学。对乾嘉时期的学术,王国维认为其总的特点为"精深",学术志向也由经世转为经史,此间代表人物是戴震。关于晚清学术的特点王国维总结为"开新",表现在材料新、观念新、研究内容新,这一切都与晚清所遭遇的时代大变动息息相关。     

我国官本位政治文化与“官二代”现象内在逻辑解析

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极端的权力异化、泛化的权力崇拜及固化的阶层利益内在的本质特征;这些内在特征对官二代现象的产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官二代现象的出现又促使了官本位文化内在特征的进一步凸显,助长了官本位风气的盛行,二者之间呈现一种相互促进的异化的内在逻辑。     

革命与国家的双重逻辑:城市社会空间的嬗变——解放初期上海社会团体的湮灭考察

新中国初期中国城市社会发生的质的变化之一就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各类旧式社团的湮灭,从而改变了城市社会形态.一般认为,它们是伴随着新中国初期急风骤雨式的革命形势和计划经济的建立而土崩瓦解的.但深入历史可以发现,它们的消亡更深刻地受制于新政权的革命理论.它们因着新政权对其政治定性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命运轨迹.这些不同类型社团的具体消亡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国家政权建设逻辑以及新的国家政权对城市社会的重构进程.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思想家批判维护“君主私利”的封建法律,追求以“天下公利”为目标的正义法律,超越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尊君”的法律思想。明末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现代化因素和政治环境的改变是该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外在因素,明末清初思想家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该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内在根源。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超越。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流人遣戍与清代东北儒学的演变

儒学在古代东北地区的传播,是"用夏变夷"与"忻慕汉化"合力的结果.但在清前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性质,东北儒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在清初"旗民两属二重管理体制"与封禁政策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与空间内,为了维护本民族特质,官办儒学发展滞后,为文化流人儒学教育活动所补充,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儒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化流人推动的.文化流人传播儒学的活动,最初与维护"国语骑射"等满洲习俗并不相悖;但随着儒学的传播,八旗子弟学习儒学热情的高涨,有碍满洲风俗,导致东北儒学政策有异于汉地儒学,由此可见统治者维护本民族特质的目的.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并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西游记》中的道士形象浅析

《西游记》中刻画了众多道士形象,其中有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太上老君,有卖弄权术、荼毒生灵的妖道,还有道法高超、气度不凡的地仙之祖镇元大仙.本文通过解读这些道士形象,试图挖掘其中蕴涵的文化意蕴:一是明代道教日趋世俗化;二是明代儒释道合流的大环境;三是明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