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土地储备的缺陷及其改进措施

我国加入WTO后 ,城市面临着土地规模无限制扩张、总量失控、土地收益流失严重等问题。城市经营作为一个全新的城市建设和发展理念为我们突破城市建设的资金瓶颈 ,实现城市建设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本文从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和完善土地市场机制来阐述它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工业用地配置制度和政策对空间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兼论中国工业用地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思路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提出,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过程中的根基作用,也对城市工业用地的供应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当前工业用地空间保障中的两种策略,文章通过剖析中国城市工业用地的现状,结合中国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趋势,提出内涵挖潜方式的制造业基本空间保障策略。进一步分析中国工业用地空间配置、闲置土地处置和土地再开发中的制度和相关政策对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发展的影响机理,提出工业用地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思路：深化土地“放管服”改革,重构市场主导的产业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保有产业用地的税收体系,增强税收的土地资源调配能力;推进工业用地产权改革和土地二级市场建设,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撤县设区是否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作为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地区资源和权力的再配置，对土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征收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9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准自然实验，分析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规模的影响发现：（1）撤县设区改革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且结果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其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更为明显。（2）围绕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土地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分析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促进了建成区扩张，建成区扩张对改革效果具有遮掩效应；改革通过推高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增加城投债的发行规模、提高土地管制等途径抑制了耕地征收。本文重新审视了行政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土地利用效应，有助于为强化耕地保护提供新的政策思路。     

中国城市化投入—产出的空间计量分析

类似于产业发展,城市化进程也需要进行要素投入,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投入—产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界定中国城市化中的投入—产出变量,选取31个省市相关指标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化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发现:空间异质性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影响,且中国城市化投入—产出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公共资本在中国城市化中起主导作用,私人资本、土地投入的作用相对较小;中国城市化规模报酬不减,建设大型城市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城市化的途径之一。     

都市圈框架下的四川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研究

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是优化四川经济空间结构的必然选择。构建成都都市经济圈，有利于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张，增强城市问的空间聚合度，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充分发挥城市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的优势，有利于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专业协作，使区域的整体功能得到很好发挥，更能推动四川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产业群的形成。     

关于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资源的思考

现代城市学揭示的城市发展一般规律之一是,城市价值的发现过程,即是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城市价值经由土地价值来表达;土地资源节约的关键在于土地空间的合理配置。创新中国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在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模式的过程中,通过市场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三统一”;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管理水平。     

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政府行为因素对城市地价影响力度的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中国政府行为因素对商业、住宅、工业地价的影响力度,得出结论:政府行为因素对商业地价的影响力度大,住宅地价次之,对工业地价影响力度甚微,验证了中国工业地价的紊乱性;土地供给因素对地价影响力度微弱,反映了中国城市扩张冲动中对土地需求的饥渴症状.     

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粗放利用的经济学思考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粗放利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 )城市规模盲目外延式扩张 ,耕地非农化现象严重1 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外延式扩张 ,城市面积增长过快。一些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外延式扩张 ,城市面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 耕地非农化和土地闲置现象严重。一方面耕地非农化现象严重。据国土资源公报报道 ,2 0 0 2年我国建设用地净增加 4 0 9万公顷 ,其中占用耕地 1 9 6 5万公顷。 2 0 0 3年新增建设用地 4 2 78万公顷 ,占用耕地 2 2 91万公顷 ,比上年增加3 2 7万公顷 ,增长 1 7% ,2 0 0 3年全国净减少耕地 2 5 …     

城市土地市场的建构目标与结构模式

近年来,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得到长足发展,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城市土地市场的构建目标问题上尚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学者主要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把开放城市土地市场的目标概括为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实际工作部门的学者则着重于对土地资产功能的考虑,认为政府财政功能是建构城市土地市场的根本目标;也有的学者则认为开放城市土地市场的根本目标是孕育土地价格机制,使城市土地的资源配置和使用引入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动力机制。不难看出,由于对土地市场缺乏全面的整体性的认识,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认为,我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构建目标与城市土地制度创新的终极和中心目标是一致的,应该是: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和资产的双重功能以及调控经济的职能,对土地实行合理配置、适度投入和有效利用,从而不断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土地利用率     

基于空间政治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结构化空间转型,辅之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的逐利经营,城市内部空间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空间上消解阶层身份符号,促成话语融合,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传统现代性在空间分化治理上的功能困顿主要表现为：资本贪婪本性带来的积累危机引致空间极度扩张和残酷剥削、现代性对城市空间的形塑会抽空人类意义而带来人的异化,这些相应促成空间政治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空间政治运行的核心行动者,以西部大开发、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国域空间治理已彰显出巨大效能,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需要地方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同时以央地税源配置调整和税种结构优化来逐步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良性可续的地方财税体系,并在城乡有机融合、基础性民生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和城市科学规划等向度上促成空间分化的消解。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特征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城市主要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 ,未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 ;农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制约因素 ,城市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之上 ,城市的发展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 ,农业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城市总的数量较少 ,城市规模普遍较小 ,聚集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较弱 ,辐射的范围较小 ;城市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 ,主要表现在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封闭和城市对外部的封闭等方面 ;城市具有强烈的规划性 ,但城市规划受政治的影响很大 ,以及城市的空间分布呈不平衡性等。     

城市治理的空间正义之维探究——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

城市化是一个深刻的综合变迁过程,代表了一种新型文明和现代人群的聚落形态。城市空间生产推动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在空间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空间资源、产品、权力的生产和分配等方面在政府(权力)、市场(资本)、社会(民众)之间形成一种辩证张力,导致空间生产、分配和价值的不正义,衍生出大量城市空间问题。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直面新的空间问题和治理困境,通过协调治理主体、规范资本运作和促进空间权利平衡等多重措施,实现治理策略突围,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交易效率、城市规模扩张及未来策略

有关城市规模决定因素的探索一直为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关注。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水平、交易效率动态改进如何影响城市规模及水平的问题仍存在诸多误解。事实上,二者作用于城市规模决定因素之双方,有利于城市规模扩张,这对建国以来以及今后我国的城市规模政策具有现实启示。     

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发展、问题和对策

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变革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开放城市土地市场,逐渐把市场机制引进城市土地的利用过程。我们试图从分析这一变革入手,揭示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在发展城市土地市场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发展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若干对策性建议。     

行政等级偏向、集聚结构转变与城市规模分布

如何通过优化城市规模分布来促进空间结构优化、提升空间配置效率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城市群"中心-外围"框架下,考察城市群集聚结构转变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规模差异的影响以及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的差异性,理论分析发现:城市群集聚结构演变缩小了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人口规模差异,但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使用2003-2014年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集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原因,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结构是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分布的重要途径,越是包含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城市群,这一效果越是显著。在优化城市规模分布过程中,应避免户籍政策导向与投资、公共资源布局政策导向的背离。     

中国城市崛起的经验提炼与理论启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镇快速崛起:城镇数量数倍增长,基础设施面貌彻底改变;城镇人口加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快速扩张,时空距离不断压缩。中国城市快速崛起是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主导引擎不断转换的结果,乡镇经济、外向型经济、土地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不同阶段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守正创新和择优性学习是中国城市崛起的基本经验。中国城市崛起中的一些创新性探索,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素材。     

都市化进程论

所谓都市化进程,是指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它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化进程成为人类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都市化进程加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一是农民进城依然压力巨大;二是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矛盾升级;三是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冲突;四是城市盲目扩张与科学发展的冲突。要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一是必须对当代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有清醒的现实意识,这是发现问题的主要与根本矛盾、实现中国城市科学发展,并由此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前提;二是结合中国国情理顺“都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并根据不同地区、城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战略目标。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文章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要素集聚和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和空间区域异质性。文章结论为中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水平、激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参考。     

试论城市土地的利用结构及其空间优化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即城市各行各业对土地占用的空间组合(本文只论及平面组合),是从城市布局的角度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及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不断发展,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优化问题具有愈来愈重要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它对于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建设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良好的城市,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探讨城市土地的利用结构及其空间优化的一般原则及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