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折文书考略

奏折是清朝官员向皇帝报告事情的一种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文书。奏折从顺治朝开始使用,康熙朝使用很广泛,雍正朝规定为文武大臣正式的上奏文书。 奏,进也,“敷奏以言”。敷,陈也,是文武大臣陈政事之言于君。奏初改书为奏,是作为文武大臣向皇帝报告政事的专用文书。汉朝,凡文武大臣向皇帝报告事情有四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当时奏之程式,自秦至西汉,开头“臣昧死言”,结尾     

“朱批”所剖开的社会断面

在清代官员的上奏文书中,除了题本、奏本之外,就是奏折。奏折是作为君臣之间以信函方式进行私密性交流的一个途径,它最早出现在康熙朝,是康熙皇帝为了解地方真实情形所采取的非常规手段。作为信息的回馈,皇帝有时会在奏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需要进行批示,因使用红笔,故有了“朱批”的称谓。     

清代涉台官式文书析要

《宫中档》主要为清代皇帝的御批奏折及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奏折及其附件,清朝的各式要务及决策均载于档内.观乎奏折即能看出,清初三朝为帝国盛世,皇帝们施政宽严并济,对地方利弊了若指掌;议事思虑缜密,并且处置明快;大臣们亦多能勤勉任事.透过对清代涉台官式文书的研究,可见清代对台的关注与治理方略,并认识海峡两岸间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关系.     

清王朝的朱批密折制述论

清王朝的朱批密折制述论刘融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书史上，产生、沿袭了各种文书及其制度，而朱批密折及其制度则为清王朝所独创，在封建王朝文书史上“独树一帜”，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所谓“朱批密折”，是由大臣、官员或其它获皇帝授权的人员直接呈送给皇帝本人...     

抄袭

唐代中书省有个叫阳滔的官员．起草朝廷文书全靠抄袭先人之作。一次．皇帝令他急速起草诏命文告。文件库的钥匙，被中书省小吏带着外出了．没法去翻阅抄袭旧文本。于是他破窗而入．终于检出了范本。时人送他一个绰号：“破窗舍人”。     

论雍正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整顿

雍正对文书档案工作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整顿吏治，严禁滥用书吏，对书吏的任用给予明确限制。加强文书档案管理，制定一系列文书档案工作制度：完善奏折文件形式，实行上缴朱批奏折制度；建立档案文件的副本制度；建立文件的稽察汇奏制度；严格规定档案文件的移交、保管制度；实施宽严相济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整顿的成功与失败。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

清代公文书初沿明制,分题本与奏本二种。地方大小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则用奏本;前者用印,后者不用印。康熙皇帝为了广耳目,防泄密,要求特定官员就所见所闻,亲自缮折,差人送至宫中,经其批阅后,发还当事人。这是康熙在正式公文书外,与亲信间另辟的通讯管道。这种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在雍正朝不仅持续进行,甚而盛大发展。雍正皇帝不但扩大了折奏官员的范围,而且订定规章,确立自缮折、传递、批阅、发还、缴回的程序,清代的奏折制度自此成形。乾隆十三年,以"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为由,废除奏本。题本与奏折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沟通管道,地方例行公事以题本上报,重大事件则折奏以闻,直达天听;这种君臣间公私文书并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成就了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以"整顿庶务,诸事务去浮文"为名,谕令所有具题之件全数"改题为奏"。此一谕令结束了题本二百多年来担当上下沟通的公文书任务,而改由奏折单独承担。不过,光绪二十七年的废题本不是改题为奏的开始,而是改题为奏的结束。乾隆朝以后,经由改题为奏的提出,奏折不再只是统治者与臣僚间的私人通信,而是与题本一样具有公文书的性质。我们今日所认知的例行公事用题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实是这个改题为奏过程的结果。     

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人事变化初探

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官员人事变化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官员调动选任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文献。从黑水城文书来看,对调动官员进行考核是当时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荐举、选充官员,是元代一项重要的官吏选拔途径。荐举、选充的人员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要求才可充任。     

李鸿章600字“天下第一折”干掉一重臣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     

略论宋代秘书机构与秘书选拔

宋代秘书人员众多,位处机要,对宋王朝的政治形势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考查宋代秘书机构,探索宋代选拔秘书的制度,对于我们今天仍是有益处的。 1 在皇帝身边从事文字秘书事务的官员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等。翰林学士院是为皇帝设置的专门从事文字秘书事务的机构。有翰林学士四人,职责是代皇帝起草制、诰、令等文书。翰林学士位处机要,责任重大,     

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一直未断，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如：使节携带什么形式的外交文书；进入对方境内，接、送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和送伴；到达对方京城，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以及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和对方皇帝如何接受国书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于使节的立、坐位置，都有严格要求．本文不想对宋金交聘礼仪做全面探讨，仅就宋金关于外交文书和接受外交文书礼仪的斗争略加论述。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是欢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中,皇帝对官员赐服、赐宴、赐花,还赏赐不同的节令食物、用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饼、糕、粥、扇、桃符等都在赏赐之列,可谓赏赐内容丰富。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联络了君臣感情,亦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节赏是政治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读《袁世凯奏折专辑》有感——与《袁世凯奏议》对读

研究袁世凯,《袁世凯奏议》和《袁世凯奏折专辑》是重要而又基本的参考资料。因为奏折、奏议或折片,是官员向政府言事或议事的报告,所以其史料价值高。奏折的内容包括钱粮、雨雪、收成、赈灾、关税、漕运、盐务、矿务、田政、赋税、吏治、刑案、学政、营务、缉盗、海防、荐举、参劾、补调、降罚等大小事务。袁世凯奏折可以反映出这些方面的若干实情,这对于我们研究袁世凯本身和清朝末年的史事,将有很大帮助。     

乾隆帝西巡五台山考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军机处上谕档》《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帝起居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及录副奏折、题本、硃批奏折等原始资料，尝试重新架构乾隆帝六次西巡五台山之史实，从微观视角，全新解析乾隆帝朝台的具体历史原因、过程，并从乾隆帝自身、北京皇家藏传佛教信仰的发展和成型及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三个维度，来诠释其六巡五台的历史意义。     

问题与应对：北宋临时遣使巡察地方论析

北宋时期,皇帝临时派遣使臣巡察地方是逐渐完备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应急措施,往往运用于地方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地方官忿争等突发事件之时。从宋太宗到宋神宗时期,皇帝派遣的巡察官员出现由宽泛向专业化变化的趋势,即皇帝逐渐倾向于选择与应对地方突发事件相关的中央机构官员。这些官员到达地方后,着意解决赈恤百姓、清理狱讼、按察地方官、导扬壅遏等具体问题。尽管被遣官员是秉承皇帝旨意巡察地方,但其权力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惠及百姓之事可“便宜从事”,若关涉监察地方官的重要事务,则只有举奏权,不可擅自处置。     

整理《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札记

过去对于彝族历史的研究 ,重古代 ,轻近代 ,这主要是资料所限的原因。本文所提供的信息是作者对清代皇帝关于彝事奏折的御批进行了选编和整理 ,是重要的彝史研究资料     

汉代封事的产生及意义

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封事作为一种直达御前、"不使人知"、皇帝亲自批阅的秘密章奏文书,它的产生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开启了后代秘密议政参政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在"以文书御天下"的时代,封事作为一种文书工具,在完成西汉中期的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至。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