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历史观

<正>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可视为毛泽东正式确立唯物史观的标志。在此之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认识人类社会的根本思想体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区别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宇宙观上的不同,认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1949年8～9月,为了揭露和批判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历史观点,毛泽东写下了多篇评论文章,其中专门有一篇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文中     

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

<正> 近几年来,一些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中共“二大”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我认为,这个看法值得商榷。科学而完整地提出这一思想,应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之际,而不是在中共“二大”。一、“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科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反复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这个思想同右的“二次革命论”与“左”的“一次革命论”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把握“当代”

把握“当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刘康８０年代的文化反思开始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历史化的新阶段，就“现代化”和“革命”两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问题构成展开了多方的讨论，力求对历史的事件和历史的思索之间的联系做总体的把握。９０年代关于“学术史”、“...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知识”是怎样“无力”的——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问题的考察

中国现代化之路与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现代“知识”密切相关。农村的“知识”既是传播到农村的现代科学知识,也是关于农村的历史实践和想象建构。本文从当下的热点问题“知识无力感”出发,从历史、文学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与农村“知识”的关系。从现代“知识”的启蒙的边缘辐射,到田园牧歌的“乡愁”想象和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建构,再到当下“后革命”的历史叙述,农村“知识”在历史实践和文化想象上逐渐“无力”。今天我们仍需要在历史总体视野上看待农村的“知识”问题。作为可能召唤“阶级意识”的农村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才是最应该珍视的农村“知识”,是“有力”起来的最大可能。     

通达彼岸的“桥梁”——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瞿秋白同志在文艺评论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联系中国革命的发展来评价鲁迅思想发展的论文。《序言》从发表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使它受到不公正的否定以外,在四十多年中,在鲁迅研究领域里,它几乎一直占着支配的地位。近来发表的文章,也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坚持古为今用原则 正确吸取历史经验——学习《新民主主义论》

三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文献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还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     

“五四”精神与学术繁荣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两面大旗,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在两面大旗下,诸子蜂起,百家林立。《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不断传出战斗的呐喊和痛苦反思的新见: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互助社”、“励新学会”,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等,此呼彼应,共同创造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思潮。 正是这百家争鸣的划时代交响,才结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学术繁荣的硕果,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划时代的作用。仅从学术方面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短短6年间的建树之丰,超过了1840年到1915年70多年的总和。     

“现代評論派”在五卅运动中的破坏活动

作为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代言人的买办知识分子,历来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帮凶,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凶恶敌人。在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他们总是充当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为他们的主子尽忠效劳。“现代评论派”对于     

鲁迅与“五四”运动

当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想起鲁迅。“五四”运动和鲁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列宁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的鲁迅;而鲁迅也在“五四”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五四”为标志,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样,鲁迅也从辛亥革命时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英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张姬娴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５年３月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第二次革命的任务，是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     

“告别革命论”评析

本文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了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所主张的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论宋代“文化重置”——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文化重置”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核心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和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揭著名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同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这是逆向的。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文化重置”命题给出的课题。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宋代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并再出发的。     

略论“五四”运动在贵州

伟大的“五四”运动,以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激荡起贵州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但贵州的运动却独具个性,用违反常态而又符合历史逻辑的步伐,表现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的普遍规律。本文试通过分析贵州爱国运动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勾画“五四”运动在贵州这一侧面的轮廓。一“五四”运动前的贵州社会,是孕育贵州“五四”时期爱国运动的特殊土壤。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剥削政策和地方分散的农业经济所结出的罪     

“鲲鹏”：由原型神话到现代革命诗学具象——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精神涵义

毛泽东的诗语和他的政治学说在审美理想和实践风范上有着难以分剖的内在联系。他的诗语不仅形象、灵动和优美、雄强地展示着他政治美学的内涵,而且更深刻地透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鲲鹏”这一诗化美学具象作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诗学基调,始终雄劲灵动地贯穿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线索之中。在毛泽东理性和情感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鲲鹏”这一艺术美学具象,所蕴含的有关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全新的审美经验和感受,是准确进入和把握毛泽东乃至中国革命的情感史和理性史的一把神奇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