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理论视阈下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路径探析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过了长期的政策实践,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上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新时代,进一步推进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对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边疆治理水平以及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等具有重要意义。将韧性理论引入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思考中来,可以产生新的理论认知。在韧性理论视阈下,一方面,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需要有效提升自身“适应力、组织力和层次性”。另一方面,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则需要关注“边疆感知、边疆抗压、边疆恢复、边疆发展”全流程。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现阶段沿边省区则可以通过“通”“聚”“特”“联”,推动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进一步深入。     

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目标取向与路径抉择

边疆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需要把边疆治理、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促进其他各项治理目标任务的完成。陆地边疆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极为重要的内容,边疆安全治理改变了国家疆域边缘和治理末梢的传统观念,边疆治理蓝图彰显了边疆治理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我国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弱项和短板,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重大战略安全实施。陆地边疆安全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合力治边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跨域治理是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在陆地边疆安全治理路径的抉择上,必须把国家认同建设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职能,把边民守土护边作为 边疆安全治理的常态化任务,把民生改善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把综合施策作为边疆安全治理的思维方式。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建构探析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屏障,非传统安全逐渐成为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非传统安全具有系统性、复合性、跨域性、转化性和民族宗教性等特点,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上的条块分割化、结构上的主体碎片化和能力上的整体滞后化之间的张力凸显了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构建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应当从国家间安全合作、多主体联动、治理资源整合、治理制度建构等方面入手,整合不同区域、部门和组织的力量,架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以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治理的对象。西方国家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战略建立在“规则取向”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基础之上,同时国家至上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网络主权”。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应透明、民主,治理目标应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发展,以此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强化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的国际地位。我国要想在全球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领域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与探索。     

“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边疆安全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国家安全中首当其冲的部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军事冲突、边界争端、边境管理、地缘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和三股势力、毒品走私、人口安全、国家认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我国边疆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边疆安全问题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推动边疆安全的有效治理。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机制发展演变--兼论欧洲大国地区安全领导实践

经过长期磨合与演进,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已发展成为包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机制和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PCESD）机制的框架体系,其中 PCESD 是基于 CFSP 的变迁和发展。通过 CFSP 的实践,促进了欧盟一体化的总体进程,强化了欧洲意识,坚持了（有效的）多边主义。在此过程中,由于依托“强大的欧洲”符合自身的安全、发展和治理等利益需求,法英德三个欧洲大国发挥了国际领导作用。尽管这个机制还存在效力不够等尴尬,并且其制度性缺陷、国家间性特点及受美国制约的状况在短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但是,它毕竟是主权国家时代通过正确的方式建立共同防务的勇敢尝试,其借鉴意义值得肯定。     

中国2000-2020年安全治理的政策变迁:类型与机制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安全和发展治理理念提出新的要求。通过对2000-2020年中国政府网政策文本的质性编码及量化分析,发现非传统安全时期中国安全政策的演进存在“结构性差异”,安全治理政策存在两个断点跳跃;进一步讨论发现,“显著焦点事件”进入回应式议程设置引发的政策“间断变迁”机制,以及“价值嵌入”进入政策场域,最终导致的政策“渐进变迁”机制,两者交互,形塑了当前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战略构建与重点任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重塑边疆社会运行方式、强化边疆治理并补齐战略短板的关键引领和战略支点。为探析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在剖析我国边疆治理史的基础上,梳理边疆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双重基本要素,结合“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以宏观视角探索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落实新型区域治理为导向,基于制度、理念、组织与资源多层面协同思想构建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基于“三元”空间发展系统,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多维防护、多方联动四个重点任务。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边疆安全——以军事保障制度为视角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正式开辟、经营丝绸之路，并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体系。丝绸之路战略地位特殊，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长期对峙，激烈争夺的对象，为确保边疆安全、政权稳定，实现中央与边疆的良性互动，经营丝绸之路，就成为关乎国家和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国策。文章以丝绸之路开辟、巩固时期的汉代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安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汉在丝路地区的布局、丝路安全防御、后勤保障等军事措施，以期为边疆安全治理模式的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新疆的安全提供有益借鉴。      

2009年第5期目录

中国边疆多为信仰、语言与文化不同的多民族的聚居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复杂性和自治性突出.中国历史上有以夷制夷、羁縻州府、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盟旗制、伯克制及屯田制等独特的边安经验,也有民族区域自治的丰富实践.然而,着眼于历史的逻辑、现实的语境及未来的图景,边安问题研究的缺失与边安政策的摇摆凸显了建构"边安学"的价值."边安学"是以边疆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边疆安全治理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学科,其问题域是边疆安全治理,价值基点是"人的安全",理论范式是"和合主义",研究重点是边疆安全能力建设."边安学"将丰富边疆治理的内容、方法、途径与实效,使边安研究从零散、被动、经验化转向系统、主动、理论化.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标语治边：边境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边境地区,标语的内容形式、指涉对象、作用路径均异于“内地”,由此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治理工具。边境标语在警示涉边行为、宣传国家政策法制、传播守边固边文化、营造管边控边氛围、宣示国家主权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它将国家意志和影响力嵌入到边缘地带,成为边境地区国家在场和国家建构的特殊形式。通过承载上述治理功能,小标语往往可以折射出大问题。基于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可以看到,中国的边境治理蕴含着二重性治理取向、多元化治理主体、复合型治理路径、差别化治理政策的内在逻辑。     

欧盟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功能与挑战分析

在国际安全治理语境中,欧盟堪称具备制定和执行安全治理政策功能的主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在国际及地区安全治理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将以安全治理的若干政策工具为分析框架,运用翔实的资料,梳理并归纳欧盟在近年来所发展出来的安全治理手段,并分析其在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市民社会与东南亚的治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东南亚市民社会迅速发展起来。市民社会以其对人类安全的诉求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与建立在该安全观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通过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治理过程,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东南亚治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动了传统治理议程和结构的变革。但是,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参与治理模式的规范和方式真正融入东南亚的治理实践尚面临不少挑战。     

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方略是指具有延续性、稳定性乃至制度性的方法和策略。由于存在广袤的边疆地区需要有效治理,我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形成了丰富的治边方略。这些方略凝聚了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政治智慧,对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主要有：建政控边方略、屯垦戍边方略、互市兴边方略、文教融边方略、强军固边方略、交通连边方略等。当前我国边疆治理是制约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为补短板、强弱项,必须全面加强边疆治理。从古代治边方略中汲取丰富的政治智慧是加强边疆治理的必修课。     

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角

从目前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而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对食品安全实施“共同治理”,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过程。因此,将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公共治理分析范式,提出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