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功能异化及其治理研究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br# 错位及其反思#br# ——基于重庆市5村的调查

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农村社区建设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效果。当前,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和居民的收入差距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然而,由于长期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市社区建设逻辑的影响,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有效参与,造成了公共服务错位供给现象。基于重庆市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实践,阐释和分析了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我们尝试以“国家—社区—个体”的立体式视角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所面临的不利因素。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政府主导下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构成了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该模式还存在明显不足：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增加无法突破公共服务的成本限制;法律服务市场逐利性与法律援助公益性的矛盾使律师免费法律服务的资源输入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对法律援助大包大揽,导致了法律援助行政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参与不足。以上缺陷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始终无法摆脱供需矛盾的约束：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且供给质量不高。围绕“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的改革目标,应当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转变为国家责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法律援助新模式。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思考——基于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视角

健全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是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甚契合。在解决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问题上,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分别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可以根据现实国情,对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进行改良,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来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分析与对策选择——以浙江省为例

以我国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为调研区域,通过对该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的问卷调研,分析了农民对14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情况,指出了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总量相对不足、结构有待优化、地区均等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并揭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投入机制,丰富多元供给主体,提升公共服务总量;尊重农民需求意愿,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率;立足地区差异,优化供给策略,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对策。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多元供给主体中的角色分析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多元供给主体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蓬勃发展及其鲜明、突出的公益属性,为其“角色”扮演提供可能性;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型为其“角色”扮演提供现实性;最后,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供给中的行为表现表明了其 “角色”的重要性。     

农民需求表达与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相对于城市来说,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既缺乏效率又显失公平,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要使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实现有效与公平供给,必须建立反映农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关键是管理民主、创新农村服务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培育农民社会化组织。     

阜阳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阜阳市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以＂民生工程＂为抓手,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公共服务有了较大改善;但作为欠发达地区,与城市、发达地区农村相比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农村公共服务主体单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待提高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这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环境,构建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效率为目标、以多元供给为集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实践的发展与生成逻辑

不断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未来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重要途经。系统梳理历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获奖项目的相关文本,探究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实践发展和生成逻辑。具体涉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在时间跨度、地域分布上的外在特征,创新类型、创新方式与供给机制的内在结构,其中制度支持、社会需求和政策企业家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生成的重要基础。在未来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公共服务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创新中应更多地考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接纳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时应吸纳更多的体制内和体制外政策企业家来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     

后农业税时代中国农村改革新机制：谯城模式——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的调查

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是安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突出亮点,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伟大创造。亳州市谯城区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把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目标取向,规范化、程序化、数字化、制度化地实施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探索出后农业税时代农村综合改革新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的"谯城模式"。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县级政府创新的核心内容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需要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从县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展开研究得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促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统筹城乡二元发展,是县级政府创新的核心内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可以采用:健全政府职能体系,构建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多主体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建立需求导向型公共服务体制并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机制。     

论农民体育权利法律保障与实现的国家义务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面临农民缺乏体育意识和体育权利观念、经济能力有限、时间难以保障、场地和器材严重不足、缺少体育专业指导人才等困境。从法律上审视这些困境，一是全民健身观念尚未成为体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是就法律性质上看，体育法仍然是体育管理法，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农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国家责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国家体育发展导向，确立民生体育观念，同时，在农民体育权利保障上改革管理法模式，树立服务型法观念。农民体育权利内在地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求，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是国家的绝对义务。应该按照国家义务“三层次”分析方式，对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归纳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三个层次，以把握分析和理解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的基本结构，从国家义务的视角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从分化到整合：农村组织建设的现状与趋势

农村组织建设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改革后的制度突破和组织分化与创新,形成了农村组织形式多元化的格局,同时也呈现出了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功能单一等特点。因此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与功能整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农村组织的发展趋势与价值取向一方面是保障农民利益和化解农村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体现农村政治文明。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基于治理理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

公益性事业单位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为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快,公益性事业单位自身存在的相关问题逐渐暴露,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深化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题中之义。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要从各项体制上着手,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家庭农场经营

基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家庭农场经营的内在联系,从生产制度体系、安全预警体系、公众参与机制、乡村环保机制、资源利用管理、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探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改革方向与重点;从政策、管理、服务、培训和保障等方面,阐述绿色家庭农场建设与经营必须抓好的五个环节;同时,从农村新型经营体系创新、绿色农业规模经营、科技服务水平提升和农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乡村绿色农业持续发展与有效经营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