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论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

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有打破垄断、政府管制等方法,竞争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和公共部门之间竞争两种类型。而要引入竞争机制,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竞争立法与竞争秩序建构——以行政垄断规制必要性为中心

对竞争秩序概念内涵、竞争秩序建构可行性、转型经济竞争秩序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分析发现,发挥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实现经济转型和竞争秩序建构的基本要求。出于行政力量和行政性安排在中国过度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中国反垄断立法必须更多地从中国国情而不是西方现成经验中寻找制度的根基,行政垄断规制应当与竞争得以开展的基础制度和环境的确立、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止同步进行。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运作方式选择研究

根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属性,认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可以从项目治理层和项目管理层两个层次灵活选择PPP模式的具体运作方式。从项目治理层解决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特许建设权和特许经营权的配置问题,采用特许经营方式实施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采用“建设-移交”方式实施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从项目管理层解决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专业化分工问题,采用分割特许经营方式实施建设和运营复杂的项目。     

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PPP项目控制权的实际配置,但鲜有学者量化分析关系治理与控制权的关系。开发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量表收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关系治理、控制权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和承诺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整体上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并恪守承诺有助于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提升项目绩效。（2）合作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沟通与社会资本的产品（服务）定价、特许经营期和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通过协调合作、密切沟通,提升项目绩效的关键路径并不是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私双方的信任、承诺、合作和沟通的关系情景,动态调整授让给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结构,以便有效发挥关系治理和控制权配置协同改善PPP项目绩效的作用。     

公用企业改革与市场规制法

公用企业垄断经营是制约我国公用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消除市场准入限制,引入竞争机制是打破公用企业垄断的有效手段。市场规制法是深化、推进公用企业改革的重要保障。文章以此为切入点,论证了市场规制法在打破公用企业垄断,深化和推进公用企业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垄断行业促进竞争政策研究

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基本路径.由于市场开放不充分、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和持续的高垄断收益,说明中国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改革还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总体上是竞争不足.因此.促进铁路、邮政、民航等垄断行业的有效竞争成为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重点.促进垄断行业竞争的政策重点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完善结构重组的配套政策.在自然垄断业务领域建立程序公正的激励性管制体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思辨及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借助私法领域常用之平等协商方式实现环境公共治理过程的行权方式创新,为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引入契约式公私合作的转型契机.主流学说对赔偿磋商属于纯粹的私法民事行为抑或涉及公法元素的特殊私法民事行为的性质误读源自于手段论者和主体论者对磋商目的与手段关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处分边界的认知偏差,准确把握行政民主化改革潮流下的合作治理范式转换背景并对赔偿磋商本身作三阶段划分有助于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赔偿磋商所蕴含的公权行政属性.依托行政契约理论对作为赔偿磋商成果形式的磋商协议作映射关系检验为辨析赔偿磋商的行政行为性质开辟了新的道路.     

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与民营企业准人途径探讨

自然垄断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各国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制度改革的方式主要有国有化和规制。鉴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大部分是由国家控制,以及民营资本的“民间性”特性导致民营企业进入自然垄断行业还存在着很多障碍和困难,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放松型规制上。民营企业准入自然垄断产业需要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民营企业自身参与竞争能力的提高。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公私伙伴关系的运行方式研究

公私伙伴关系是政府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契约关系。文章分析了公私伙伴关系的经济理论及运行方式,论述了我国实行公私伙伴关系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