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

因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形成的跨界民族,其成员的民族与国民双重身份对应着两种认同形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严重制约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秩序及其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依靠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获得公民身份、实现利益诉求、建立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时,深受跨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公民权益维护等认同政治实现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较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     

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

针对学界就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争论,本文既拒绝彻底分离二者的切割论,同时也不赞成将二者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的维系论,而是提出了一种匹配论,即在区分两种公民身份(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和界定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赞同性国家认同和归属性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双元结构之间的逻辑匹配和结构对称关系。在理论上,匹配论将超越切割论和维系论;在实践上,匹配论不仅为公民理性地确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给出了策略性选择,而且为国家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战略性指南。     

论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与双刃剑效应

我国是一个多跨界民族的国家,跨界民族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作用的认识可归结为四个方面：和平跨居论;族群—国家冲突论;边疆跨界民族问题治理论;特定边疆跨界民族非传统安全治理论。这些观点往往只侧重于跨界民族作用的某一方面,而且总体上偏重于突出其消极作用。应辩证分析和看待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和双刃剑效应。     

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便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公民对身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1)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2)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3)拓展政治动员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公民身份初探——公民责任研究之二

公民身份不仅仅是取得一国的国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国的公民要得到一国法律的保护,使之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作为公民,要全方位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认同公民身份,承担公民责任,当国家的主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劳动;国家也要为公民身份认同做扎扎实实的事,最重要的是加速和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公民身份是连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越来越受到侵蚀。全球化不仅外在地削弱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而且还内在地给个体的自我认同机制造成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多元公民身份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建立一个包括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级在内的公民身份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和认同方式的改变。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     

欧洲公民与国家公民：欧盟双重公民身份问题研究

1992年以后欧洲人拥有了一种双重公民身份,一个是传统的国家公民身份,一个是超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是世界政治领域的一种新现象.欧洲公民身份的建立超越了由民族国家定义的传统的政治概念框架.欧盟双重公民身份局面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国籍政策、社会和移民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欧洲公民身份还面临权利与认同发展的不平衡、对第三国国民的排斥以及缺少统一的司法保护体系等诸多问题.长期来看这种双重公民身份将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欧盟也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多层的公民身份结构.     

从双分联动到多态重叠：个体身份研究范式转向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时代的交汇与叠加给个体身份问题研究带来挑战,需要推进研究范式的转换。可以将民族国家时代个体身份的传统研究范式概括为"双分联动",即从"政治-法律"和"文化-心理"两个维度对不同个体身份属性进行区分,在"双分"语境下讨论不同个体身份间的"联动"问题。全球化时代涌现一系列可以确认个体身份的新兴行为主体,包括纵向的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行为主体以及横向的社团实体组织和网络虚拟社群等。基于这种现实,可以以文化-心理维度为横轴,政治-法律维度为纵轴,以坐标原点为圆心,绘制次国家、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四个同心圈层,根据不同行为主体在圈层中的位置分布来表征个体身份,形成一种"多态重叠"的研究范式。全球化时代的个体身份及其认同具有动态化特征,并且受到时空场景的重要影响。     

政治型公民身份:城邦时期公民身份的“底色”

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公民身份论题最早以政治型公民身份为主要表现形式,即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模式,它在古希腊的城邦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政治型公民身份以政治自由为价值追求,以混合政体为制度设计,以公民美德为有效支撑,展现出与后世法律型公民身份迥异的"底色"。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近代云南段国界线变迁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云南段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多重身份建构刍议

少数民族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及国家安定团结和稳步发展的重任。他们具有多重身份,即少数民族族群身份、国家民族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身份的建构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涉及本民族族群的心理健康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均衡多重身份的建构非常重要。通过对120名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多重身份建构现状的分析研究,发现他们多重身份的建构存在着欠均衡的情况。国家民族身份意识比其少数民族族群身份意识强,世界公民的身份意识比较弱。     

主持人语

<正>本期栏目主题关注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与政治。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边疆的地缘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出来。边疆治理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前沿和重要领域。边疆是我国占全国人口10%的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而民族本身也逐步由以体质差异为区分     

“公民身份”:西方起源与中国含义

在西方语境下,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罗马帝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概念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通常通过地理界限来定义)中一系列社会融合(或排斥)的制度安排。在马歇尔的经典划分中,现代公民身份包括三个不同层面,即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新近的理论发展已经将文化公民身份纳入了讨论范畴。比较而言,中国语境下的公民身份观念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又受到本国特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结构性要素的高度限制,同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受制于更为广大的历史惯性和社会变迁力量。在这一推—拉作用的过程中,中国语境下的特定公民身份概念和具体实践,呈现出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情形。但观念和实践的落差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公民身份相关的丰富实践形式缺乏理论关照的价值。相反,这应当成为微观政治和社会研究的生动对象。     

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变化,致使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国家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变革与重构的复杂态势.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性、包容性的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加强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新型资源.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维护公民权利,形成现代公民文化体系,是建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     

开发区管委会“身份”之困惑及社会化正解

开发区立法滞后、"身份"不明。身份生成机理涉及经济全球化、试错式改革之路、政治集权与经济还权的大国治理结构、"职责同构"与"条块体制"的府际关系、国家战略定位及本身竞争力等。鉴于开发区契合于行政权社会化的治理变革、内生的契约结构、国家的战略定位、地方立法及实践的探索,法律应将试错权力配置给开发区,统一立法,将管委会身份社会化,界定为事业单位,法律、法规授权其行政主体资格,先试"多中心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