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的保障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兼具私权和社会权属性的居住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其城市融入的必要组成部分,各国立法已有居住权保障实践。因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长远性。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在自我保障、单位保障和公共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保障机制的建构势在必行。应依据权利保障的过程要素,立法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发展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激励和监督用人单位承担住房保障责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住房保障、明确和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建立居住权的民事诉讼、行政复议和公益诉讼的法律救济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维权意识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在城市权利诉求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深刻、更突出的变化。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发展特点,探究制约他们维权意识提升的症结,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资格权保障的法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中市民化的主力军,也是最能体现身份转换过程的群体代表。如何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保障好这一庞大群体的宅基地权益,事关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权益旨在帮助其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身份转变,宅基地资格权正是认定其能否享有宅基地权益的核心要素;宅基地资格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象化,是成员权权利束项下的具体权利,也是其享受其他宅基地权益的前提;获得财产性权利是新生代农民工行使资格权的结果。梳理历史逻辑、现状逻辑和价值逻辑这三条线索,厘清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权益的法理逻辑和对宅基地权益保障的真实需求。应清晰界定资格权多元认定标准,丰富宅基地资格权实现形式,分阶段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宅基地权利。     

人力资本、权利意识、维权行动与福利获得农民工社会保险待遇的雇主供给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雇主视角出发,并根据社会理性人假设和社会民主论观点,分析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对其社会保险福利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因素中,专业资格证书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福利的获得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职业培训影响不显著.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因素中,知道雇主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雇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更可能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的改善有赖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及其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的增强.     

十年“按点”讨薪路

中国目前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担负着城市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任务,然而却无时无刻不为欠薪、工伤、社保等问题发愁。又到年终岁末,农民工讨薪问题再一次悲情上演,欠薪和讨薪的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试论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救济

农民工劳动权利受到侵害,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原因是现存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存在问题,行政执法不严,司法救济不力,工会维权缺位。依法救济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完善立法,强化法律监督;严格执法,强化劳动监察;推进独立、实体化的劳动争议仲裁院建设,提高仲裁质量;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加强司法救济;发挥工会职能,加大维权力度;落实法律援助制度。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保障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工作,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家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途径。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基本的文化设备和文化活动场所,生活较封闭,文化活动范围较小,业余生活单调枯燥,文化活动内容比较单一,文化消费水平较低,开展户外文化活动的时间较少,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不高。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常住地政府应该成为责任主体,城市社区成为主要平台,用工企业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各级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注重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工作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特点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和现代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其权益维护显示出特定的行为逻辑。出于生活保障的经济理性,他们会接纳和遵守资方不公平的制度契约。为了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受惠,新生代农民工在遭受侵权时不会为维权对雇主依法上诉。针对个别企业雇主长期无理的侵权行为,新生代农民工便以"弱者的方式"展开维权,"迫使"这部分企业雇主改变以住的做法。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错位及其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文化上的完全融入与经济上的非融入,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状态,并成为该群体各种侵财型、情绪型"创新"性风险行动的根源。因此,通过文化重构与经济提升的方法,纠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使该群体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融入同步,是从源头治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外紧张关系

从内在角色、外在视角,内在公民、外在权利,内在风险、外在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偏见,大多是持外在视角使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公民与权利外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外在制约,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内在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制度障碍、过客心理、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权益代表组织缺位等.应通过加快以户籍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     

劳动过程视域下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抽象农民工”的总体化思维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揭示青年农民工处境形成的具体机制。资本（市场）和工人行动（反抗）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场所、劳动过程中得到清晰展现。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需求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相关部门应在青年农民工的劳动过程和工作场景中融入柔性管理的精神,从政策层面加强青年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使青年农民工受到更多的尊重,从而进一步融入城市社会。     

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人权保护

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我国农民工人权保障在工会组织权利问题、平等就业权问题、集体谈判问题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形成了障碍。因此,完善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法律,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要求的,也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社会条款问题,我们事先作好法律准备所必须的。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珠三角9市2072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等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