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鄂西南一个移民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个案,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发现在当下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具有重要意义.     

（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从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诠释。（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族源神话的展演及其象征性——白依人历史记忆的器物承载、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

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并逐渐为本群体所共享的文化意识。居住在滇西鹤庆县六合乡境内的白依人是一个彝族支系。作为一个无文字族群,白依人族源神话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乐器、舞蹈、古歌、仪式等方面,这体现了祖先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延伸。社会生活是族群历史记忆在世代中展演的舞台。历史记忆在日常场景中通过器物、身体实践和仪式操演的象征性重构,表现出族群试图建立一种与祖先相互关联生活方式的期待。     

藏彝走廊的蒙古族源记忆

藏彝走廊是多民族频繁接触和互动的区域,“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而诸多蒙古族祖源记忆和传说正是这样的“历史遗留”。一、藏彝走廊中蒙古祖源记忆与传说的分布(一)康定县木雅藏族地区木雅有两个甲布(王),其一是来自青海的蒙古王,其一为本地之王,二者发生战争。蒙古王也被认为是明洪武时从九龙方向来的蒙古首领;或者是来自阿里的蒙古喇嘛。此外,原革什咱头人巴登还说自己家族原都是蒙古人。(二)丹巴县梭坡乡传说很久以前,一批蒙古族人来此地放牧,“梭坡”由此得名。或称:梭坡人是忽必烈南征时留守的蒙古军人后裔。近年有人在当…     

论谣言的“叙事家族”及其心理机制

如果以谣言“风候”为中心,基于在传播中具有近似的心理情态和功能,谣言、流言、当代传说与传统的传说可以被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一个“谣言叙事家族”。在这些口头话语体裁的发展过程中,记忆、归因、添加和重复这些重要的心理机制在这个叙事家族中依次发生。而当它们所陈述的威胁在人们视野中逐渐清晰之后,这些口语体裁包含的叙事新奇性也就不再令人感兴趣,大部分谣言、流言会消失,有少部分会演变成为传说或当代传说这样的“好故事”。它们不但符合谣言传播的心理规律,而且也遵循了民间叙事律,最终反复流传。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老爷坐床”与“坐活夜”:老人自死习俗遗存形式解读

甘肃省岷县锁龙乡月露滩青苗会以婚礼仪式为神庙的两位女神选取配偶,并举行两个阶段的“老爷坐床”仪式,仪式空间性质经历了从世俗空间到神性空间的变换,其本质是老人自死习俗背后的神灵转移观;湖北省恩施利川市土家族模拟丧礼的“坐活夜”习俗,则通过象征性仪式巧妙化解了老人自死(真死)与孝道观念的对立与冲突,从而传承、保留了对老人自死习俗的记忆。二者都是老人自死习俗的不同遗存形式。此外,月露滩神庙的女神传说移植改造了观音故事的情节,并可能存在更原始的神话与“两主神(女)+两次神(男)”的神灵结构。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记忆的空间--以清代山东碧霞元君信仰为中心

社会何以记忆?仪式与习惯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社会记忆的空间就是仪式或者习惯所发生效力的范围.信仰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渠道,泰山信仰是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信仰的神圣空间我们可以看作是社会记忆空间的延伸.碧霞元君信仰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兴起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泰山可以说是整个华北碧霞元君信仰的神圣中心,在碧霞元君的神圣空间内,形成一种强势信仰文化,社会对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得以延续.     

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保护问题探讨——以云南文山州上果村为例

传统村落不仅具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同时具有自己的文化记忆——传说与习俗.在传说和习俗中充满着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生动内容,潜移默化地教导民众尊重自然的生态观,倡导人类和环境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上果村就是一个风光优美、物产丰富、人情和谐的传统村落,村里一年一度的“女子太阳节”依托民间传说传承至今,仪式完整,可以作为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与文化生态保护和传承的范例.     

“羌戈大战”与“羌人”和“戈人”的关系

在我国岷江上游羌族中一直通过传唱而保存着历史传说“羌戈大战”,此传说是岷江上游羌族的重要历史记忆.通过辑录和整理不同版本的“羌戈大战”传说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包括古羌人的迁徙、羌戈各自的民族特点、羌戈间的相互交流、羌戈大战的具体情况、大战后戈人的去向等诸面相,从而大致勾划出古时羌戈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     

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遗产分析——以“孔雀东南飞传说”为例

“孔雀东南飞传说”是我国汉朝遗留下来的一个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由于受时代环境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现今故事发生地的不同人群对于孔雀东南飞的记忆、认识和认同不尽一致.文章尝试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诸如历史心性、历史记忆、历史建构和社会认同等相关概念对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谈论当下地方政府对于孔雀东南飞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缺陷,以及对此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应当遵从的途径和原则.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以湘西苗族家谱建构为例的讨论

湘西苗族历史记忆的载体传统上以古歌、史话为主,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出现汉字撰写的家谱。龙、吴两姓家谱通过追溯共同祖先、移民化家族历史、措置时间的叙事,部分内容虽与地方史志记载不相一致,但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国家、地方、修谱者等不同行为主体出于统治、发展、权力等因素考量的复杂互动。湘西苗族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自发或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家族、苗族向中华民族的扩展。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湘西苗族家谱的建构反映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程。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也为历史记忆建构提供了更普遍的社会框架。     

苗族家族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探析——以贵州白苗佐嗦仪式为例

苗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种类众多的仪式,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构筑起生活世界的诸多意义。白苗是西部方言苗族的一个支系,其"佐嗦"仪式是典型的家族仪式,它折射历史,反映现实,可用来深入解析苗族社会。本文从三重维度对该仪式进行剖析:从白苗历史探究该仪式的缘起;运用象征分析的方法揭示其文化逻辑;根据家族组织考察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功能关系,尝试以仪式研究入手展开对传统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讨论。     

“偷宝”与“缴宝”：石阡仡佬族祈子仪式的器物、象征与社区情感

仡佬族“酬恩了愿”仪式中的“偷宝”与“缴宝”,是其表达祈子诉求、偿还龙神恩情的习俗与仪式。仪式之物“龙宝”作为贯穿其中的重要物品,具有三重所指——龙珠、灯球与口宝。物的三义揭示了仡佬族祈子仪式的象征意涵,也拉近了仡佬族“以宝喻子”和“偷宝祈子”的现实可能。文章基于石阡仡佬族“酬恩了愿”祈子仪式的田野个案,通过探究该仪式与物的象征系统,勾勒该族群书写民俗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揭示其文化表述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观念的地方性实践,从而在仪式中窥探仡佬族的社区情感以及道德的在场与作用。     

论少数民族史诗的整体特征

在我国,史诗的含义有两种:一指融神话、传说、歌谣为一炉,用叙事长诗记录各民族早期历史发展、社会演变的文学样式,其中包括人类起源、民族形成、生产生活方式、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英雄业绩等。另一指用散文叙事方式,对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高度艺术概括的长篇作品,由于这类作品具有形象化历史的性质,故以“史诗”作为修饰,称为“史诗”式作品。本文所论史诗,指前者而非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