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模式

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为互联网的“公地悲剧”事件,暗示了依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点创新发展其规制模式十分必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主要涉及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现行的以政府为绝对主导、其他主体予以配合的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已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缺乏多方利害关系人的沟通协商、制定法本身存在缺陷、行业协会无法发挥作用、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等。基于“多中心治理”等理论,应构建以平等信任、开放兼容、多向互动为特点的多中心协同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模式：政府放权给社会自组织进行公私协作;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规制以发展个体需求并承担社会责任;拓宽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利用制度性安排与网络服务平台达到信息公开互通。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框架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区域主义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包括“谁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治理绩效是什么”等内容在内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区域主义分析视角,我们认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对象主要是跨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应当建立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模式和治理网络、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综合绩效等。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代理人还是管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安全镶嵌： 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

中国当前正面临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 这种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复合安全. 国际社会的场域特征形塑了国家间的镶嵌关系,而安全的共享与共治正是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为国家间基于“安全镶嵌”的信任再造提供了可能. 为此,中国需要注重国家安全的结构镶嵌,来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推进国家安全的制度镶嵌,以应对“竞合式”信任挑战;强调国家安全的文化镶嵌,以破解“疑虑式”信任难题.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经历了率先发出“向海进军”号召、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三个阶段。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创新海洋科技、维护海洋权益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在海洋强国建设“目的性”上做到了为国富强与为民谋利的统筹;在海洋强国建设“方法论”上做到了矛盾论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统筹运用;在海洋强国建设“治理观”上实现了国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指导有关沿海省份创建海洋强省示范区、国家意义——强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意义——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论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金融软法是用以规范国际金融关系、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具有某种实际效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突出表现为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制定和发布的各类国际金融标准。既有条约规则作用有限、金融监管实践复杂多变、关涉敏感主权问题、缺乏争端解决机制,是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价值,既体现为"中转"价值,即作为向"硬法"演进或转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更表现为独立价值,即凭借自身特点和优势长期稳定存在并独立发挥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软法在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着比硬法更为重要的作用,使得全球金融治理呈现"软法之治"的面貌。     

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防范——基于国际金融法视角的分析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法并没有发挥出金融稳定的功能。研究从国际金融法的视角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与防范,认为无法规制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系统风险无法化解和防范以及存在效力和内容方面的不足和漏洞是危机的主要成因,而转变发展理念、建立正式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价值取向安全与效率并重、扩大调整范围和转变方法、统一金融立法以及制度创新是防范危机的积极演变。因此,国际金融法要作出循序渐进的调整,并遵照公法与私法协调发展规律,同时提升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功能地位。     

非对称金融全球化、次贷危机与全球新型金融危机

非对称金融全球化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要承担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它是次贷危机和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全球制度性原因,是中国未来和平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国际体系框架。借助实现机制和途径,中国可在非对称金融全球化中进行角色转换,从被动风险承担者转变为主动分散者,成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国。     

金融创新背景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比较研究--基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研究

以比较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和历史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与中日各国金融创新情况比较入手,对2007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在金融监管职能、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原则以及金融监管体制方面的改革进行横向比较,从中总结出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辩证哲学的前提下,强化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重点监控系统性风险、保证金融监管体制与金融结构相匹配,这是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应坚持的思路。     

美国金融危机的法律反思

从法律上反思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表现为：鼓吹金融自由化,拒斥政府管制所导致的金融监管理念的偏差;错把放松管制等同于放弃监管的金融监管权力的虚置;现有监管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信贷市场法律规制的失败;货币政策的失误给危机的爆发以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正确处理金融自由、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使金融监管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从法律上防止和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全面建设服务强区 探索具有中心城区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以宁波市中心城区——江东区为例,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原因及其实质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社会的实际,指出全面发展服务业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并把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行动落实到全面建设服务强区的全过程,加快转变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心城区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企业财务危机的防范策略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乃至实体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风暴的冲击引发了很多企业全方位的财务危机。外部环境在急剧变化,财务管理也应随之在防范风险方面有新的思考。鉴于此,提出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防范财务危机的策略,即：现金至尊,严控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精细化成本控制,以及现金流控制的财务集中制,旨在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要善于把握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对开放度较大的中国影响自然不小,但危机中也孕育着机会,如善于应对,并非没有变害为利的可能。总的说来,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有助于中国克服自身问题,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改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危机也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话语权提供了机遇;危机还有助于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吸引国外高级人才;也为中国有效使用巨额外汇储备、储备战略资源提供了重要机遇;危机的爆发更为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透析其危害提供了机遇,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善于把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国际金融体系中“三位一体”式结构剖析

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金融体系关系密切。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和金融危机频发,其重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三位一体”式结构。这种结构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霸权国从别国攫取利益、向世界转嫁危机,从而导致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形势下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正确认识和解决金融危机形势下农民工流动就业问题,是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金融风暴吹乱了中国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就业的节奏,农民工流动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也给三农问题解决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处置协调协议研究

肇始于2007年8月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有效的银行跨境危机管理框架的重要性。危机前大型国际活跃银行所从事金融交易的范围、规模和复杂程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增长,但处置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境银行的工具和技术却并未得到同步的发展与完善。金融危机中一系列跨境银行失败事件证明了既有处置技术的不充分性,进而导致各国处置跨境银行的行动反应缓慢,最后不得不利用公共资金救助金融体系。为实现保护公众利益和有效处置问题银行的政策目标,国内层面需要引入问题银行特殊处置机制,在国际层面需要建立跨境银行处置协调制度安排。具体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事前专门制定的处置协调协议是一种确保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和弹性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