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治理创新——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

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化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能源风险和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主要的社会稳定风险源。实践经验表明,以科学的稳定观和维稳新思维为指导,构建风险源的鉴识机制、预警机制、评估机制,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是应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本之道。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治理的生成逻辑——以“三元统合”为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推动东部沿海乡村形塑复合型治理结构。田野经验表明,乡村社会呈现治理机制的复合型嵌入：常规型事务的行政化运作,形塑乡村科层组织格局;运动型事务的政治域统筹,奠定乡村党委统合制度;内生型事务的自治性回应,构建乡村协商治理机制。复合型治理结构不仅衍生“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的治理机制,而且提升乡村实质治理能力,实现规则之治、稳定生态与治理有效。复合型治理是外生型治理事务结构倒逼和政治型治理责任考核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合理性来源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突破。     

“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维稳模式是一个国家治理模式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个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治理困境,而维稳模式的转型则明确昭示着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趋向。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有序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构建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合作社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则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下社会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模式之一。合作社组织作为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保证其治理成果的长效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合作社治理长效机制是由制度运行机制、管理维护机制、组织保障机制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长效机制的3个构成机制在设置上处于递进关系,其中制度运行机制是合作社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机制,管理维护机制是决定治理成效长效的核心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是协同治理发挥长效的依托机制。     

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

厘清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特性、表现类型及其诱因复杂性程度的结构性逻辑关系，有助于为高校在办学和治理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理念以及构建系统灵敏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本质是包括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要素的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核心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高校的公平与效率无法得到真正彰显。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战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廉政风险和质量风险等五类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的作用机理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和传导路径等要素，风险源则由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双重作用生成，不同的风险源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效应和互动博弈。     

多元主体评估模式：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发展方向

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主体构成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它对增强稳评主体的独立性、实现稳评过程的民主化、提高稳评结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政府自闭性与其他主体稳评意识不强、多元主体稳评能力不足、制度保障缺乏等现实障碍。通过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和强化其他主体的稳评意识、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能力、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推进,中国步入了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时期,随之而来的转型风险即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却成为中国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问题。正确认识和评估转型时期的风险,社会弱势群体增多、政府管理职能弱化、利益分配不均、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利益冲突、经济发展的片面性等因素是导致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合理应对和规避风险需从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培育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强化政府的责任伦理、加强全球合作等方面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治理之路,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

加强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建设,是提升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严峻态势的需要,也是塑造清朗网络空间、切实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各级党政机关面临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舆情监测、预警、引导机制不完善,舆情预案演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建设力度,从监测预警、引导处置、预案演练等方面入手,构建立体化舆情应对长效机制,以提高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监控引导力,保障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民主化与开放化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治理从学理上本质地揭示了平等、民主、协作、参与的时代呼唤。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一直制约在工业时代的思维范式中寻找改良方案的做法不但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陷入一个风险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主张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新范式--参与式治理,在厘定参与主体生态位、调整治理结构、完备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社会化、维系动态平衡、巩固治理成效等方面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结合我国的治理实际,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网络空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创新发展研究

互联网时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构筑了网络空间。作为最具当代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网络空间孕育产生了全新的人类虚拟生存方式和虚拟社会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及空间转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充满诱惑和生机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环境，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重压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网络空间延展困境、大学生思想行为失范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发展要求，强化网络空间问题意识导向，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从网络空间这一个全新的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法，提出更具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构图。立足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和主体性思想，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创新发展体现在系统重构与协同共建、信息生产与供需平衡、秩序调控与活力创造、动态开放与价值对话四个方面，从而分别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方法、路径和机制创新。其中，理念创新是根本，方法创新是关键，路径创新是基础，机制创新是保障。     

关于公司治理几个问题的思考

公司治理有着十分广泛的涵义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是一组既存在区别又存在联系的概念 ;公司治理、市场机制、产权改革是我国国企改革的三个重要方面 ;在国有股占主体的前提下 ,要在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来解决经理人员的偷懒问题是不可能的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Understanding state-building

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现代国家是国家治理最主要的治理主体,理解二者逻辑关联的前提是准确把握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构支撑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治理的运行机理和表现特征作为解释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依据,彰显国家治理对现代国家建构的重大意义。就二者的深层关系来看,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内容与环节,现代国家凭借国家治理约束国家的政治权力,平衡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正是这种逻辑关联根本上决定了制度有效性与权力合法性构成现代国家构建有效治理模式的两个重要基点。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