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福利领域的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之争——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构成福利领域行为动机考量的伦理基础。重视利他主义的福利制度设计多强调减少不平等,利己主义则倾向于个人的能力和追求自身福利的最大化。从社会福利的宗教伦理、经济学以及社会政策三个思想来源来看,其中的利己主义思想由于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协同性而占据社会的主导意识。然而社会福利内在的利他主义和公平正义又成为社会经济体存续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福利思想中的利他和利己主义的争论持续存在,主要集中表现于:福利是否需要奖惩机制,福利是否需要附加条件,福利采取普惠型和还是补缺型,福利在个体和群体之间分配的前提是基于原子式的还是伙伴关系。这些争议同样反映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福利实践中。对于福利制度急切要做的就是重新设计其目标,从制度层面来强化集体主义精神和利他行为的激励,以更好地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存续。     

社会偏好下的契约治理特征与契约设计

在传统契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为契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社会偏好下的契约治理特征与契约设计原则,可以发现基于社会偏好的行为规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不完备契约中的激励问题,发挥着与正式履约制度互为补充的作用。所以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效率与公平、公正之间的权衡,社会偏好能够发挥良性作用才是和谐治理的精髓,一个好的治理结构不应该假设契约当事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     

非营利部门员工从业动机研究: 利他主义的反思

作为一个宗旨驱动型组织,非营利组织主要依靠其员工来提供服务并满足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需求。然而,基于何种动机个体才会选择到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营利或公共组织从业呢？对此问题的理解要比非营利组织为了从数量和质量上招募到理想员工而采取何种竞争战略更为优先。与营利部门和公共部门不同,非营利部门有其独特的员工及其服务动机谱系,利他主义也只能代表非营利部门的其中一面。相对于诸多学者所使用的“内因-外因”传统两分法分析框架,从员工在非营利部门从业的服务约束性（积极性/被动性）和服务导向性（利他性/利己性）维度构建的非营利部门员工从业动机矩阵将员工从业动机分为四种类型,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员工显性从业选择行为下实际的隐性需求,并可成为未来实证分析的基础。     

社会稳定的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市场、社会以不同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政府凭借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对平安协会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通过自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通过志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借助平安协会这一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打破了传统政府管理的一元格局,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推进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只有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多发展资源与空间。社会组织自治力量的成熟,不会形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西方的一些学者们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这种实质与形式相脱离的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线性结构下的确可以奏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积极探索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社会治理模式探寻的困境。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是克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弊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形势的必然选择。跨部门合作治理建立在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及共同的价值目标之上,而且离不开一定的行政安排。通过建立一系列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形成新的合作治理结构,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举措。     

区域差异、融资偏好与企业环境依存度

随着经济增长点的多元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我国企业发展在实现产出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以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环境依存度为切入点,运用Brander和Lewis的寡头垄断博弈分析框架,可以揭示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融资偏好、污染税制度以及企业最优污染治理水平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不同污染收费制度下的企业行为的比较分析,可以证明在不同的收费制度下,企业自利行为所导致的企业融资偏好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会有所不同。     

合作社农户入社偏好、违约风险与治理研究

通过建立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入社偏好函数,并基于偏好函数对不同市场行情中农户的违约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不同市场行情中,农户的违约倾向存在差异,且农户的违约行为不仅来源于农户的投机倾向,也与合作社提供的生产服务及市场定价能力密切相关。要规避农户违约行为,进而更好地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设计合理的农户与合作社双方约束和激励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合作社与农户的违约行为得到有效的约束,合作行为得到有效激励,才能使合作社更好的发展。在对农户违约行为动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较好的约束农户与合作社违约行为的双边约束机制及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激励机制,试图让合作社与农户间的违约行为得到矫正,合作社与农户的合作得到加强。     

环境偏好、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

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使用2011—2020年各省份百度环境污染搜索指数、公众环保诉求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等数据,研究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所有制方面,环境偏好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更强,而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区位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边际影响更大;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市场化程度比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应推出更多提高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的措施,从需求端和市场化角度引导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环境电子治理初论——信息通讯技术、市民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跨入了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已波及环境治理领域.在我国,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工具的环境电子治理正在形成,成为环境治理架构中的新事物.文章分析了它对环境治理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基于政府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文章以二者的互动为视角,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电子治理的概况;随后以对国家与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阐明了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内涵、表现及发展趋势;随即,文章在相应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的组织化、准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三种形态;最后,文章简要探析了环境电子治理可能产生的结构变革等潜在影响、尚存的发展障碍及法律可能发挥的作用.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及其治理

本文首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现状、原因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治理对策     

利他主义与家族式中小企业管理模式研究

文章首先提出在家庭成员之间广泛存在的利他主义具有方向性、阶段性特征,并对这些特征的含义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刻画了利他主义行为的有效性、家庭生产能力和家庭规模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和利他主义行为特征对我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演变的影响,并根据利他主义的变动提出相应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 与合作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等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考察协商、协作、协同与合作的基本含义,利用内涵、外延、内容以及特征等四个维度对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进行概念辨析,最后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政府角色、政社互动与合作治理——基于社会冲突的治理机遇

转型时代的社会冲突与抗争性政治的存在,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冲突与抗争的正向功能的认识不足。面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政府需要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并转换应对社会冲突与抗争的思维与方式。社会冲突与抗争在动力机制、运作过程与目标达成等诸多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机遇,政府如能充分认知这些治理机遇、理性选择自己的角色,同时发挥控场作用、主动引导治理过程,便可能在政社互动之中疏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乃至构建治理体系、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     

论上市公司融资偏好与公司治理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以股权方式融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不利于约束和激励公司的经理层,进一步加剧了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债券融资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经理人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国家应鼓励企业以规范的方式进行债券融资,充分发挥债权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合作治理: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

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合作治理,不是一种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一种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种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即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即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结构以及合作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