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现代化治理框架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演变研究

环境治理与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和现代化治理框架下首当其冲的奋斗目标。挖掘政策文本所呈现的内容,深入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在内容维度的演变进程,对于深入完善环境政策体系、提升环境治理工作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化治理框架下,循前人足迹采用内容量化分析法,梳理现行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及其演变规律,从发文时间、发文主体、政策工具三个方面探寻中央政府机构在1990-2019年间颁布的43件政策文本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政策的内容逐渐具体、可操作性逐渐增强、工具类型逐渐多样化,因此应将加强发文主体多部门联动、推进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协调使用作为优化路径。     

我国营商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策略——基于51份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分析我国营商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既要把握现实的政策,又要具有理论思维。本文基于政策工具选择理论,建立政策工具组合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014—2022年我国国家层面营商环境治理的51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营商环境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表现为资源供给、需求整合及环境法制三类。资源供给类政策工具以政务服务提升作为主要手段,带动技术、资金等资源的投入。需求整合类政策工具以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为主,将企业发展与市场塑造进行耦合。环境法制类政策工具强调强制性手段的合理运用,通过法规制度来规范营商环境的发展。未来,我国营商环境治理还需要不断推进政策工具创新,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的具体类型,注重政策工具的科学运用。     

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范式是决策主体的政策思维与政策风格的反映,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兴起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为基础,围绕政策问题、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与政策话语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政策不仅在话语措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在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定位、政策工具选择层面也经历了渐进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渐趋包容性、公平性与人本性,不断彰显农民与市民共生进化的理念将成为市民化政策的重要特点与发展主流。     

研究共识与差异取向:国内外政策工具研究的比较分析

政策工具研究是国内外公共政策相关领域探讨的热门话题，对其进行回顾和总结能够提升理论应用广度和准度。本文借助于多元化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国内外政策工具研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研究在知识基础、演化路径和热点议题上存在共识和差异。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政策工具是政策过程中的研究环节，在货币政策和环境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中应用不同的政策量化方法使得对政策工具的认识逐渐深化。国内外研究在知识基础构成、演化变迁路径和研究内容侧重上各有不同，体现了跨文化情境下的研究差异。未来需要重视理论建构与运用、推动思维转化、加快场景转换，促进国内外政策工具比较研究，进而提升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解释力。     

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何以共生?——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研究

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公共治理中政策模拟研究与前瞻——基于二十年来重点文献的计量分析

政策模拟是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手段之一,对探讨当代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政策动态机制和发展预测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对20年来国内外政策模拟研究的重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以期揭示公共治理领域政策模拟应用态势和前景。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政策模拟研究主要聚焦工具理性、治理范式、决策支持,其关联主题及应用领域广泛,具体使用方法趋于多元,同时,国内外研究在工具选择倾向、认知态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政策模拟为国内公共决策支持及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与社会科学模拟实验室建设,使公共政策模拟工具的现实应用发挥更大价值。     

中国住房政策网态化特性与价值复归——系统的观点

1998年后我国政府住房政策经历了一系列以市场导向的结构性变革,日益成为经济、社会、民生领域聚焦的重点。期间,各利益集团依托政策着眼点,展开多向度的利益博弈,使得我国宏观住房政策自始自终处于"社会选择"过程。基于系统观点并引入网络政策分析工具是本文解析改革中主体间利益关系及动态特征的一个新范式。分析认为,打通封闭的政策通道,住房政策复归公义,平衡"解压"是探求我国住房领域顽疾的路径之一。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存托凭证发行与资本市场开放

加入WTO后 ,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更大的开放压力。由于监管法规限制 ,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以及资本帐户严格管制 ,资本市场的开放 ,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正确选择资本市场开放的突破口 ,能够有效解决约束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诸如人民币汇兑、资本外流、监管漏洞等问题。通过CDR将有良好公司治理制度和高透明度的信息披露政策的海外公司股票引入中国市场 ,有利于促使境内上市公司提高经营业绩、公司治理状况以及信息披露程度 ,向国际标准靠拢。从而有利于活跃整个市场 ,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的地方立法研究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合理规划城乡布局,统筹治理城乡环境治理立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立法能力不足、立法程序与宪法监督缺失等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立法过程中,必须协调行业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厘清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权限,构建统筹城乡环境立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相应的地方立法宪法监督制度.     

绿色治理: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论析——以福州市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环境整治行为。以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为样本,分析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在初步探索阶段、试点示范阶段、重点推进阶段的不同推进情况,发现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主体困境、手段困境、资金困境、技术困境,影响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构筑新时代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新模式,能够化解垃圾分类治理碎片化困境,有助于实现不同主体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各级政府需要从治理主体的责任划分、治理手段的灵活运用、治理资金的多元筹措、治理技术的协同共振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地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模式。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性别失衡治理工具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国家“关爱女孩行动”43个试点县区为例

以"关爱女孩行动"43个试点县区的公共治理工具的实践和治理成效为基础,应用公共治理理论和政策工具选择理论,总结和建立了县区级性别失衡治理工具的选择模型;在对治理工具分类的基础上,发现了治理工具类型、外在治理环境和执行有效性间的一般规律;目前,在中国居高不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其中对不同地区的特征,应采取相关治理工作,使其顺利贯彻执行,计划生育女儿户能够"老有所靠,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