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认知视角下的农地制度创新

本文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的分析框架,探求中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农民认知基础。研究认为,农民认知对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农民的认知不相一致,就会加大农地制度改革的成本、延缓农地制度改革的进程、最终决定农地制度改革的成败。作者对江苏部分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对地权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认知程度,这对中国农地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农地制度未来的改革应该充分考量农民的认知,保证制度创新方式及目标与农民的认知相一致。     

城乡统筹视阈下现行农地使用制度的效应分析

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和逐步完善等,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组织和经营模式创新、城乡体制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完善、农地保障功能过强等缺陷,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城市化能力、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产生了负效应。城乡统筹视阈下,笔者对现行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二是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     

农地制度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农地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农地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农地外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农地内在制度应用的灵活性与外在制度应用的确定性;农地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实施的差异性。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我们设计的农地外在制度要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地外在制度能够与内在制度相适应。     

农地使用制度的永佃权模式选择

农地上同时负载着国家、集体、农民三重利益,不同主体对于农地利益具有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关注重点。就属性而言,农地立法既具有私法品格也具有公法的性质。因此,在农地制度的设计中,要同时考虑到这三种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此外,还必须适应加入WTO之后国外高科技农业对中国农业的挑战。在笔者看来,农地使用制度的稳定需要赋予农地权利人物权性质的权利,永佃权无疑是一种较优的思路。     

信任与农地租赁制度实施的实验经济研究

信任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的基石,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运行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农地租市场上,信任又是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实验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有助于这一难题的解决,引入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农地租赁过程中,不同租赁双方之间的信任度是不一样的,信任度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当期租赁契约的选择,而且还会对今后的租赁行为及租赁制度的实施产生影响;同时,信任还与租赁价格有关,出租人所要求的租金与承租人的信任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较高的信任度对于农地租赁市场的高效率运行具有积极作用,要推进农地租赁市场的有效运行,构建良好的信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中国农地制度: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新审视

农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几经变迁,不断在"不适应—调整—改革—适应—不适应"之间循环往复。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户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日渐呈现不适应性,突出表现为:稳定农户承包权在实现农户权益公平保护方面的制度效应存在争议;稳定农户承包权对激发农地长期投资的制度效应已不断减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尚需实质性突破;农地经营权流转对推动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不尽理想。因此,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农地制度仍十分迫切。在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性质,坚持对农户农地权益的保护,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跳出过分强调农地带动农户增收的传统思路,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分化、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构农地制度功能,改革的核心目标应是矫正稀缺农地资源的误配格局,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日本农地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应对农业发展危机,日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农地制度改革.本文将在介绍日本农业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回顾与分析日本农地制度改革的历程与新进展,并结合我国农地政策的相关思考,针对我国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推动农地改革、加强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监管、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实施农地主体功能区划分,建立农地信息数据库等相关建议.     

外在制度的多样性与我国外在农地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各地之间的外在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之所以会出现地区之间外在制度的差异性,一个重在的原因在于各地本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从政策调整角度观察,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相对单一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不同,外在农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并且我国农地制度还将沿制度多样性的路径演进。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及绩效分析

有什么样的农地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绩效。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发生了若干次大的变动,其中,有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总体上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都取得了较优的绩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制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最后归宿,必将继续发生变动,并很有可能最终被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资本雇佣土地的制度所取代。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制度缺陷与利益博弈——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制困境

鉴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缺陷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许多人基于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等理由,提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以土地国有化或者土地私有化取代农村集体所有权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涉及到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村权势阶层等多方利益,所有制的缺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却对其他利益相关群体有利,作为政策主导的政府和权势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不可能改变现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中国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发现其在变迁模式、变迁路径与变迁过程上呈现出三重变迁逻辑，而制度环境、制度系统、观念与行动者之间的协同互动则构成其变迁的动力机制。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制度变迁轨道，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征地思想、确立依法征地的制度原则、融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出现,可视为一种新的制度产生,也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化外部利润的结果。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制度生成的外部利润主要包括:抵押权实现后的收益及其分享、节约的交易费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制度安排满足了农民、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符合同意一致性原则,是一种新的帕累托改进。同时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法律风险、城乡土地制度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等约束条件的存在,导致效率的损失。要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发展,必须增加其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     

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为什么会发生流转

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是我国集体土地使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过程。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剖析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 ,有三个原因 :一是制度创新使潜在收入得以增加 ,二是制度环境变化使潜在收入分割成为可能 ;三是制度安排成本在降低。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发展的差异化路径设计——基于发展潜力评估的案例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抓手和制度依据,也是未来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和自然地理特点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存在着较大差异,难以通过相同的具体路径实现不同乡村的同步发展,根据乡村的独特属性分类推进乡村现代化是解决当前发展难题的有效措施。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明确区分乡村的潜力特征和分类依据。因此,构建科学的乡村潜力评价指标和分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作者基于现有乡村振兴研究相关文献,梳理了当前乡村发展潜力及类型评估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方法,结合实地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三类空间"框架和指标存在的分值特征,结合乡村实际情况设定了类别划分标准。进一步,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随机选择的40个乡村发展潜力的评价验证了评估框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包含了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各类资源要素7个维度的因素,下含19个子指标;根据综合评估分数,泾源县40个案例村可划分为移民迁建型、整治优化型、集聚发展型、城镇改造型四个类别,突出了不同类别乡村发展的主要方向。基于此,文章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和具有探索性的政策建议,认为在通过分类推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推动乡村治理制度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促进乡村发展的各类要素形成集聚效应;同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优化,有效发挥集体资产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当搭建村庄改造合作平台,通过构建公共论坛促进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文章丰富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研究的方法运用,发展了当前乡村振兴研究中的类型学划分依据与评估方法,案例的应用有效地检验了评价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通过评价也明晰了泾源县乡村发展潜力的整体特征和可参照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性。     

制度约束、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演化

从制度约束和行为变迁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理论框架,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考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外部维度是指国家制度约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而内部维度就是农户空间行为,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农户的居住、就业、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空间行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农户空间行为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及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空间问题一直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需要我们给予反思和调整。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内在风险感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基于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80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风险感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存在区位异质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为信任)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能减轻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边际效应看,行政行为信任的缓解作用强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审视宅基地区位级差效应,建立差别化的宅地基退出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改善个体对政府行政的情感态度以提高人们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议。     

农村城市化过程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讨论了在实施农村城市化战略过程中,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制度的变革与创新的内容包括:扭转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管理分割、市场分割、户口分割、就业分割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市场导向和政府引导有机结合,促进人口、土地和资金等3个资源在城市建设过程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