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权力的属性、异化及其超越

公共行政权力兼具公共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之间的冲突,根源于公共行政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就公共行政权力的作用领域而言,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含混不清;就其约束路径来看,“外控”与“内律”的缺失,都决定了公共行政权力异化的可能。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公共行政权力的“公共性”本质,因此有能力超越公共行政权力异化,实现社会的和谐。     

双重公共性与双重排他性——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机特征体系

集体土地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处理国家、成员集体和集体成员三者的关系。在国家和集体成员面前,成员集体拥有对外(对国家)与对内(对集体成员)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构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多重内涵。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效行使,既要考虑国家公共利益和集体公共利益,同时还要维持集体利益在国家与个体利益面前的自主性。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双重公共性和双重排他性的特征。双重公共性是指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过程中,成员集体应该吸纳国家公共意志(对外公共性)和整合集体成员的公共意志(对内公共性)。双重排他性是指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过程中,成员集体公共意志在国家(对外排他性)和个体(对内排他性)面前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这几种特征相互影响,互为前提,作为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机特征体系。     

论司法权的国家性

在权力属性上，司法权是二种国家性的权力，而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力。司法权的国家性主要体现在司法权的非社会性、非政府性和非地方性上。司法权的国家性决定了现今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国家权力结构重新分配的高度来进行，而不能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自我改革。     

英美陪审团制度的政治解读

在现代社会,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陪审团是作为司法工具而被众人所感知,这在英美等国也是如此.然而,从本质上说,陪审团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又是以司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陪审团制度的核心目标在于对国家强制权力的防范和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具有同一理念的法治、宪政和民主等现代政治环境.陪审团制度恰当地表现了英美国家政治与法律的联姻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多局限于法学层面,该研究则是在政治学层面深入分析的一种尝试.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有关国有企业的“三权”结构设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公有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越来越显得重要。虽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关阶段,但国有企业在运营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用人制度问题、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经过几次改革尝试,提出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内容的又一轮改革,其中改革的具体目标就是“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通过分析所有权与经营权内在关系,结合国有企业的特殊性,针对国有企业在具体运作中责权不明所引出的问题,研究了国有企业有关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提出了此三权的一种结构设置和相应的运行规则,供有关部门参考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堂-点模式"——宗教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视角

基督教的公共价值观是一个应当是如何的问题,而基督教的社会性则是一个本来是如何的问题.这就是说,一个宗教体系的社会性,直接制约着该宗教体系的公共性,左右着这个宗教体系的公共价值关怀及其社会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结构里,凡是具有社会性的,就应当具有公共性.而这个社会性,即存在于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外的领域之中;它的功能发挥,即能使所有的宗教体系呈现出一种现代社会亟需的公共理性,一种发挥在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外、独立自在的公共理性.     

现代公共政策语境下的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的公共性是指教育是一种涉及社会共同利益、影响社会整体的事物。只有把其放到公共政策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和透视,才能真正地实现教育的公平,才能建构起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主体人充分发展愿景的教育公平体系。教育的公共性特点决定了教育应受到公共政策的干预与调节,而公共政策干预与调节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真正的公平。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国家所有权客体范围之依据的证成与考辨

国家所有权是我国《物权法》规定的三种所有权类型中的一种,我国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具有无限广泛性。这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在配置社会稀缺资源时的价值选择。然而国家所有权在性质、运行与救济的实效等角度遭受了质疑。而对于公有制的贯彻与维护以及对自由获取悲剧的克服,则是证成国家所有权及其客体范围的主要理论。同时,以公有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根据会与传统所有权私人性质难以完全契合,而国家所有权在克服私人所有权弊端时可能存在过犹不及的后果。     

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

国家职能是国家本质的反映和外在表现。国家的本质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任何割裂这种统一关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及其政府都具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但在权力性质、履行职责的重点以及权力功能上，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之间是有差别的。     

从公共性行政诉讼到行政公益诉讼 ——从2006年典型公共性行政诉讼案谈起

2006年是中国大陆公共性诉讼的转折年,也是公共性行政诉讼走向多样化的元年。行政与司法的双重不作为是公共性行政诉讼发生并遭遇困境的关键所在,而NGO作为不彰、专家标签化、新闻媒体依附性强和挖掘真相的个性化缺失以及民众公共意识短板导致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制约公共性行政诉讼甚至法治整体发展的不利因素。但这一切无法掩盖民间法治建设力量的活跃与执着,其所反应出的乐观审慎精神是改革的真正动力与希望。客观诉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妥协共生在司法体制上的集中体现,与社会主义或“社会国”（福利国）有着密切关联性。故此,公益诉讼本就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其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公共性行政诉讼到行政公益诉讼,并最终促生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检验着我们司法改革的方向与决心。     

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

公共权力意识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政府权力的公益性、公共性原则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自觉意识。公共权力意识对政府政策执行及防止腐败具有积极作用。西方国家公共权力意识是西方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教育,对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略谈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的依据

<正> 我国经济学界过去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即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来直接经营。把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混为一谈,在实践上的后果是使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经营执行者虽然能了解本企业的特点、存在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但无权解决;而拥有权力的机构却不可能了解企业具体情况。这种状况是严重地束缚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结合上指明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可适当分开的客观依据,这对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快改革的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安全困境的产生看法基本相同。分歧在于这种困境是物质现象还是思维现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它们理论共同的逻辑起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就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也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安全困境",主体行为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主体行为均取决于主体间"互动—认知"程度。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把"安全困境"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固有特征,必然会得出"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国际结构是通过主体间行为和认知的互动而架构起来的论断,给"安全困境"的超越带来了可能,但其主观性太浓而趋于理想化。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要求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认同等观念因素的影响是以其为基础的。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以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终极关怀。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公共性与阶级性角度出发,人类社会发展,是“原始的公共性居主导一阶级性居主导一真正的公共性居主导”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处理好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寻找到并把握好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这两个结合点出发,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科学性。     

政府转变职能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关键

本文认为,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经济实体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适时推进政府本身双重职能,即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和国家财产所有权管理职能分离的配套改革,没有根本触动政府部门的权力结构。为了创造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条件,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政企分开认真兑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过多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了。政府要强化宏观指导,主管部门应彻底改组,建立国有资产所有权管理专职机构和中介机构,确保国有资产的增殖。     

商事信用与财产权关系的分析——基于欧洲早期所有权制度

商事信用是人类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的合作关系,其形成和扩展的主要障碍来自于交易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商事信用与财产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性,一方面,财产权作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工具,是商事信用的基础;另一方面,商事交易中客观的信用需求也推动着财产权制度的变化。所有权作为财产权制度的核心,其不同历史形态与社会的商事信用状况紧密相关,从财产法历史来看,个人所有权制度的产生也是适应商事交易中信用需求的过程。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