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南朝咏物诗与宫体诗之比较

南朝初期,以体物手法为特色的咏物诗大兴,促成了审美主义形式创作的高潮,随后以女性形貌举止为描写内容的宫体诗继之而起.从文学的演进角度而言,宫体诗正是充分借鉴承继了咏物诗的创作手法,由体物而及体人,二者具有着共同的审美底蕴.在后世文学发展中,二者承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生命力.     

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

汉人论赋的基本观念是有无“风谕”。刘勰的赋论既有继承汉人“风谕”说的一面,但又和汉人走的路子大不相同。刘勰的赋论以赋体“铺采捣文”的特点为核心,一方面要求极力对事物进行描绘,另一方面又要求体物写志,反对辞采过于淫侈。刘勰不仅注重汉赋形象描绘的特色,而且总结了汉赋的“侧附”、夸张等艺术经验,这说明他对汉赋形象描绘的重视是有意识的。刘勰的赋论虽然主要从汉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但却反映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论文艺社会学中的社区文学与艺术

1 社区文学艺术中的“社区”概念不同于“社会”,也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区”,社区含有道德上的整合和互属、感情上的投入和联系,以及亲属关系,团结契合等意思,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区可大可小,大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条街道等等。所谓社区文艺就是指反映特定社区生活的文学和艺术。 首先,社区文艺描写的对象是特定的社区生活。如老舍写北京社区,赵树里写山西社区,孙犁写冀中社区,刘绍棠写京东社区等等。其作品的题材、人物、故事、语言等都来源于社会生活,而不象有些作家,今天写山东,明天写河北,后天又可能写广东,天南海北,没有一定的社区作为描写对象。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论“形似”与“神似”

<正> “形似”和“神似”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审美范畴。对于它们的看法,古人有争论,今人也有分歧。这里想谈一点我们的粗浅看法。什么是“形似”呢?“形似”就是样子的“象”,是指艺术形象与被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形状的相似而言,它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反映出了客观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特殊性。因此“形似”也就是艺术上的真,是艺术真的一个重要方面。“形似”是艺术表现的基本法则,反映现实“铺采擒文,体物写志”的基础,也是审美意象能够成立的基础。文艺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艺术品应当忠实地描摹出客观事物的真实形     

精准写好人物动作两步走

描写人物的动作,写出人物是“怎样做的”,是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一种方法。如果同学们学会在作文中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动作,那么人物的形象就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有不少同学私下该埋怨了,课堂上老师也讲过写人物动作的方法,可自己怎么就写不好呢?做什么事都要有步骤。想把人物动作精准地写好,可分两步来走。     

论写作课对思想修养的培养

作文与做人不可分,道德与文章不可分。写作,就是抒写自己的情与志。要想把文章写好,就必须是率真地写,写自己的真情,写自己的思想。然而,刚刚垮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大都带着过去的思维定势,下笔成文,写的都与自己无关,有的还相去甚远,好象唯恐自己“牵连”进去,陷入一种精神的、心理的“讼     

苏轼非“形似”论源流考

<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形似”是与“神似”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但一重规画形体,一重传达精神。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但不全面,因为古代围绕“形似”展开的争论,范围远远超过艺术描写。我认为:北宋以前“形似”有二义,一指绘画中的描绘形貌,二指诗文中的景物描写。与此相应,对囿于形似的批评分别来自画论中强调传神和诗文论中主张兴寄两方面。苏轼的贡献在于突破了诗画界限,提倡传神与寓意的统一,在创     

小人物·大时代·悲喜剧——夏衍剧作人物论之一

夏衍有两句话,“不熟悉的不写,不关心的不写”(《关心的,熟悉的》),是他身体力行的。当然,他也懂得:“不关心者可以关心,不熟悉者可以熟悉。”(同上)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又是行踪无定的“地下党”。革命者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他是熟悉的。环境和斗争策略都不允许他来正面地描写他们。     

谈谈“赋”在表现方法上的作用

无论从诗歌理论,还是从创作实践来说,把赋、比、兴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来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古及今,对这方面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见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叙物以言情谓之赋”。赋要“写志”,不“言情”、不“写志”,不能算赋。情就是感情,志就是思想,它们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诗的思想内容。赋要     

人物形象描写:宫体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新贡献

诗歌与描写手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诗歌长于抒情言志,而短于描写刻画。在宫体诗之前的诗歌中较少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的作品,宫体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成为宫体诗的显著特征,这是宫体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新贡献。宫体诗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有:铺排手法、抓特征,写细节和细腻委婉的心理描写。宫体诗之所以注重在诗歌中刻画人物,根本原因是为了满足人们观赏女性的需要。而南朝诗坛的体物潮流也是重要的原因。宫体诗既受到赋的影响,又受到咏物诗的影响。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