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东坡愁"的审美范式及其词体特征

柳永以慢词创作打破“花间范式”单一格局;以“耆卿为舆台”分流成两种审美范式,一种被周邦彦发展成清真范式,另一种被苏轼推衍成东坡范式。东坡范式与文人言愁风尚紧密相关,可归结为“东坡愁”。“东坡愁”的审美范式呈现三个审美特征：主体立场由“代言”转向“我言”;缘事动情,加强词作的叙事功能;呈现须眉本色及“性情之外不见文字”的美学风貌。苏词从容调度各种表现方法,将各类愁绪审美化,其旨归却指向人生的自由层面,以超然自适的文化人格从各种愁绪中解脱出来。     

花间词风格新论

《花间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词的总集,其中所收的词,我们称作“花间词”。花间词在词史上影响最大的就是人们所说的“花间词风”。历代论者对其评价各执一端,褒贬不一,遂使它的本来面目模糊起来。所以今天有重新探讨和评价的必要。一要论花间词的风格,首先要了解历来对花间派、花间体、花间风格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坡词》谓苏轼词“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第一次提及花间“派”的概念。更明确提出花间派概念的是郑振铎。郑氏在《词与词话·花间词人们》一文中说:“唐末到五代的词人统称花间派”,在《词的启源》中也说温庭筠的“绮靡侧     

论李清照的词学思想

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词学思想的重点。词“别是一家”说与苏轼的以诗为词、苏门学士的词学本色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别是一家”的主要内涵如下:一是强调谐音合律;二是重“情致”、“典重”,崇尚“文雅”的词情;三是讲究“故实”、“铺叙”,追求艺术表现的完美。“别是一家”说是对词“自是花中第一流”整体美的追求,它丰富与发展了花间以来的词学本色论,形成了明晰的理论体系。     

略论回族先民李珣词作成就

李珣是回族先民，他以卓尔不群精神，于“夺春艳以争鲜”的花间创作主体倾向之外，另开“境界高远，词格庄重一路”。以词显现人格亦较为成功，对宋祁、晏殊、欧阳修、柳永、周邦彦、苏轼、李清照等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南宋词学的东坡论

苏词从它在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一直是人们评论的热点,誉之非之众说纷纭。苏轼“以诗为词”从文艺抒情本质的理论层面上提出词学本体论,在词史上卓然自成一家,为词注入新的活力,并在词史上具有开派的意义。南宋词学的东坡论从东坡创作思想、审美特征及苏词在词史上的意义都作了中肯的评价与表述。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南宋词学的东坡论

苏词从它在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一直是人们评论的热点,誉之非之众说纷纭。苏轼“以诗为词”从文艺抒情本质的理论层面上提出词学本体论,在词史上卓然自成一家,为词注入新的活力,并在词史上具有开派的意义。南宋词学的东坡论从东坡创作思想、审美特征及苏词在词史上的意义都作了中肯的评价与表述。     

苏轼、李清照咏物方式之比较

咏物词在宋代词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影响咏物词艺术境界的是对物我关系的观照和处理方式。本文对苏轼和李清照的咏物词作比较分析,从他们不同的观物方式以及形成这种特定方式的原因的探究来理解“体物”与“抒情”在咏物词中的重要作用。     

东坡词的抒情性

<正>苏轼对词的开拓与创新在于他的“以诗入词”。刘熙载《艺概》卷四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而传统的看法是诗言志、词言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晁无咎语:“眉山公之词短于情”。东坡词是否真的“短于情”呢?深入分析苏轼的词作,可以看出其词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先看苏轼豪放词的抒情特色。《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苏轼政治生涯的最低潮——被贬黄州时期。作者有感于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向往那些大有作为的古之豪杰,于是在游赤壁后借景抒怀,写下了这首抒情言志的千古佳作。词的一开头描绘古战场的壮观景色,为全词奠定了豪放的基调,然后再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二句从上阕的写景过渡到下阕的写人。作者热情赞美、向往“雄姿英发”的周瑜及其千古英雄伟绩。这是有感而发的,折射出自己功业未就的感慨。从“故国神游”而下,更是正面抒发自己的感叹,流露出较为低沉的情调,这显然是出自作者内心深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情怀。     

美人闺房愁绝——唐五代词“男子而作闺音”范式

田同之以“男子而作闺音”论词,准确地把握了词最为范式化的特质。花间、南唐词人,在创作中大都“遵循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即“男子而作闺音”范式。这种范式由温庭筠开创,为花间、南唐词人所强制乃至发展和深化。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东坡词的哲学背景初探

东坡词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东坡词既是苏轼“士以气为主”理论中“刚”、“大”、“正”主体内蕴的形象显现 ,同时也是其凌眇万物、挥斥八极之人格气度的文学外化。东坡“词心”澄澈旷远 ,体露出生生不已、往而有住、日趋日新的“近思”精神 ,其相对永恒和自由旷达的精神内蕴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性命自得”之说与实践理性精神的体现。东坡词“月白风清”境界烛理洞彻、超拔旷逸 ,体现出心性合一、自性与万象相融的超眇之美 ,从根本上说 ,也与苏轼“事理皆融”、“表里洞达”的哲学主张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浅析元好问的苏轼词论

苏轼词论历来非之誉之者甚众,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则誉多非少。而元好问从“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出发,认为东坡词最根本的创新精神在于“吟咏情性”,即对主体意识的表现,并首次提出“东坡体”概念来概括东坡词独特的词体形式。同时又指出传统的“宫体”词也被东坡赋予了言志抒怀的性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东坡词”与“东坡体”的区别。     

浅谈李清照与苏轼的词论

李清照和苏轼是宋代词坛上风格迥异的两位杰出的词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篇,而且在作词理论上也有精深的见解,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以诗为词”是苏轼的创作纲领,词“别是一家”是李清照的作词主张。对苏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思想内容探讨

这首词作于熙宁九年(公元一0七六年),是苏轼在密州任上怀念其兄弟子由时所作。它清丽明朗,情调健康,想象丰富,熔抒情、写景、议论为一炉,在当时那些叙写离情别绪的词里,确实是卓尔不群的。苏轼自己也很喜爱这首词,二年后,在《中秋月三首》里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赵子寄书来,水调有余声”。北宋词话家胡仔对这首词极为推崇,他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东坡词中“柔情”探析

对于苏轼词,人们较一致的说法是因为东坡以诗为词,开阔了词的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但深究其里,东坡词的豪放,首先是基于他的柔情,柔情是苏轼词格、人格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其词格、人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只不过苏轼之柔情于中国其他词人有着许多质的区别。这种独特的柔情贯穿东坡一生,是柔情铸就了苏轼的伟丈夫形象,这才是东坡词之所以美的深层原因。而这一点却常被人所忽略。      

论苏词的反正之功

从词史的高度看,苏词的贡献在于把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从绮艳的花间小径拉回到民间词所铺就的康庄大道上来;苏轼“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向诗骚优良传统的反正;苏词的反正之功,从根本上讲,在于它揭示了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自立与真情”。     

试论孙光宪词的抒情方式

词体文学的形成和特色,与其独特的抒情方式有很大关系。做为应歌而作的流行歌体,描写对象的类型化和抒情方式的模式化,的确是早期词的重要特征,而且一直影响着词体文学的发展。孙光宪词虽然也带有浓厚的花间色彩,但无论从人物、情感,还是时空场景都有了很大变化,其抒情方式在花间词人中别具一格,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东坡词自度曲考述

本文意在考定一个长期为人忽略的事实 :以不尽协律而为人说短论长的东坡词 ,原来却有自度曲。种种材料表明 ,苏轼对音律的掌握具有较高的程度。东坡词有 5调 ,可确定为自度曲。由此对苏轼重新加以审视 :他是一个知音识曲的词家 ;知音识曲是其词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苏轼作词不拘守音律 ,“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