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385)是公元前五世纪三大旧喜剧诗人之一。克刺提诺斯和欧波利斯没有完整的作品传世,惟阿里斯托芬有十一个剧本流传至今。阿里斯托芬生于雅典农村,其一生大部分是在雅典度过的。他的青少年时代,恰逢伯里克利(前443—426)执政,即所谓雅典的“黄金时代”。他非常熟悉雅典的坡市和农村,对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也有颇深的造诣,同时还与雅典农民一起饱尝过持继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404)的苦难。阿里斯托芬的交游甚广,与苏格拉底(前469—399)和柏拉图(前427—347)过从甚密。诗人热爱雅典的民主精神,对当权人物,乃至莫逆朋友,都曾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     

从中外乌托邦比较看“桃花源”的特征及意义

乌托邦,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一种幻想,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源远流长的.远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鸟》中的“云中鹁鸪国”,被视为“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杨周翰主编的《欧州文学史》)五世纪,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我国最早描述理想社会的作     

爱的对象与渴望——柏拉图《会饮篇》爱欲理论解析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述了阿里斯托芬之爱与苏格拉底之爱。阿里斯托芬认为爱的本质在于追求完整和整合,在于自爱;苏格拉底认为爱的对象是美善。阿里斯托芬之爱侧重于人的身体;苏格拉底之爱侧重于人的灵魂。而笔者认为人类之爱是在身体与灵魂的张力下生存,这种张力体现于"渴望"之中。爱的存在一方面渴望并由此维系着个体的身体和灵魂;同时又以这种渴望为内容,自由地敞开而又勇往直前。     

阿里斯托芬“教育政治学”探析——以《云神》和《蛙》为主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百家争鸣”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家之一,在其喜剧《云神》和《蛙》中分别考察了学校教育和诗教的本质。阿里斯托芬认为,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诗歌教育都应该与城邦的福祉相联系,而非个人的、与城邦福祉相脱离的兴趣偏好。这就意味着教育在本质上是政治学的,即教育政治学是教育的本相。这种观念不仅是在哲学（即“好智”）发生之时对于“好智”观念下公民教育观的反拨,也是对于现代教育中“个人主义”泛滥和惟“创新意识”是瞻倾向的当头棒喝。     

论方言副词“忒”的语义内涵

由于“忒”是一个方言副词，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该字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太多注意。结合大量的语料，包括《红楼梦》中的语料、部分现代鲁南方言、徐州方言，从词的语义内涵、词义和语境的关系角度重点分析方言副词“忒”。“忒”作为方言副词其语义内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表示程度过头，合有贬义、否定的情感倾向；一类表示程度恰如其分，合有赞赏、肯定的情感倾向。“忒”不同的语义内涵限定了它不同的语义搭配。针对“忒”不同的语义内涵，如何正确理解它所表达的感情倾向，语境便成了关键因素。     

浅谈“忒”语义内涵之变化——以《红楼梦》和现代鲁南方言为例

作为方言副词的“忒”其语义内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表示程度过头，含有贬义、否定的语义倾向；一类表示程度很高，含有赞赏、肯定的语义倾向。“忒”不同的语义内涵限定了它不同的语义搭配。“忒”在《红楼梦》中仅仅体现了否定性的语义内涵，而在现代鲁南方言中“忒”的否定性和肯定性语义内涵均得到了体现。     

鞋底子何家

据老人说，何家是从“臭虫街”搬过来的。这一代有名的鞋底子何家，何老太太不一般，长得漂亮，大家闺秀，忒像大宅门里的小姐。可她命苦，从长白山老家出来，一路逃荒要饭。她叫筱雪芬，从长白山流浪到北京，无处安身，就在何老爷子家门口呆下了。何老爷子叫何奎，他好心眼，瞅一个姑娘苦哈哈的，就给她个窝头，弄碗粥喝。     

空中鸟国 世上乐土——阿里斯托芬的《鸟》浅识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三大喜剧家之一,也是最杰出的喜剧诗人。英国学者凯瑟琳·勒维说:“旧喜剧是讽刺性的、政治性的、文学性的喜剧,也是充满了幻想、讽谕、巧智和闹剧场面、低级趣味的歌剧性的喜剧。”“这段话用以概括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作品是非常精当的。他的杰作之一《鸟》(公元前414年),便鲜明地体现着这些特点。在此我不拟作全面的分析,而只想就某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近代汉语副词“忒煞”杂议

本文主要考察了近代汉语中副词“忒煞”出现的时代，认为它出现于宋元明清时期，现代汉语主要见之于方言，同时指出了“忒煞”运用的不确定性，并分析了这种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从俄狄浦斯情结到俄瑞斯忒斯情结--西方精神分析的“母亲转向”

俄狄浦斯情结是心理学上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长久以来,它盘踞着精神分析哲学话语的霸权地位,因而掩盖了其不为人知的兄弟概念“俄瑞斯忒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取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以其中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俄瑞斯忒斯为原型。它一方面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反思和超越,另一方面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对立话语”,象征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精神分析领域从“象征的父亲”到“具体的母亲”的转向。     

在通往《白鹿原》的路途中——陈忠实前期小说的修辞分析

陈忠实早期小说无论是题目、环境，还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都在修辞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他总是用特定时代的褊狭的公共化尺度，来评价所叙写的生活内容和人物形象，有一种空洞而虚假的形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观情感和道德态度的褊狭导致的过度化讲述造成的。之后，陈忠实经过了蝉蜕一样的自我剥离，才摆脱了他早期创作的幼稚和肤浅，垦拓出一条渐行渐宽、渐行渐远的艺术之路，才终于写出了《白鹿原》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     

“新民族主义”的中日比较

对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两者在产生根源、表现特征和所发挥的政治功能上的异同，认为，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都具有狭隘、非理性的特征，但由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与国家当前的整体利益不符，所以它并没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由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与日本右翼力量相融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已上升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更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困境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会体现时代的局限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例外。它无法摆脱以下困境:本体论缺陷、思想本原的狭隘性、经验解释的困境。     

解读博登海默的秩序观

秩序是博登海默分析法律制度的两个基本概念之一,具有形式价值的特性,他的秩序观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时代合理性,从方法论上讲,博登海默的秩序主张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启动六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从所发表学术论文的影响力和质量来看,入选的综合性学报已成为同类期刊中的佼佼者,但与高校管理者和学者心目中真正一流名刊的形象尚有距离。在通往名刊工程专、特、大、强目标的道路上,有着四大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实现专业化转型、如何打破高校门户之见、如何适应数字化发展、如何应对期刊评价。这些问题构成了学报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而问题的根源则在高校学报体制。即将启动的高校期刊体制改革为名刊工程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名刊工程的目标与期刊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吻合的。名刊学报应借此东风,共同构建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的高校名刊平台,以求突破瓶颈。在这一全新平台的起步阶段,当以现有名刊学报为基础,对各刊纸本发表的论文同步实行专业化和数字化的二次重组,创设以一级学科划分的若干数字化专业期刊,借助大型期刊网的数字化平台予以整体呈现,从而实现名刊学报集体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假以时日,辅之以必要的后续手段,则彻底突破瓶颈,达成名刊工程既定目标终将可期。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范式的未来选择

金融危机过后,终结抑或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如火如荼,尽管其中不乏狭隘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替代方案。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功能主义和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以此为据,发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与批判功能,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     

对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的文化阐释

基于文化与生产力一体化发展的规律,以新的文化视野,审视以往对生产力概念理解的狭隘性,并尝试对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作出新的阐释。依据人相对于自然界的自由发展程度的标准,把生产力划分为自然和谐的生产力、市场冲突的生产力、自由和谐的生产力三个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