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刘怀玉（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近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体性主体哲学，走向现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交互性主体哲学，这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向之一。换言之，如果说近代哲学的重心是在绞尽脑汁地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运思路径的超越性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这两个核心概念为依托,以对“合理性”的分析为逻辑起点,以“交往理性”为逻辑归宿来展开他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在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性之上.但哈贝马斯却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与重建,走出了另外一条批判性哲学的道路.     

语言学转向视域中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了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从而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

"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涉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构成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哈贝马斯吸取前人的理论营养,结合自己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市民社会提出独到的见解。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他以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点,引入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构建自己的市民理论范畴,提出以"交往中寻求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生活世界,建立一种基于交往理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和谐的社会。     

论哈贝马斯的语言观

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理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从语言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从经验语用学的角度理解语言的功能、对语言在人的不同的行为类型中作用的分析,以及通过“语言理性”来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学术意向,构成了哈贝马斯语言观的基本内容。     

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视域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背景下 ,运用对理性概念的哲学—社会学解释 ,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础、动力、标准和序列进行了系统构建 ,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体系。在他的理论话语中 ,彰显着对当代维度和主体向度的张扬 ,体现着许多独到的深刻见解。但是 ,由于他把社会进化建立在交往理性和学习机制的基础上 ,因而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由扬弃而实际异变成了摈弃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观是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对什么是技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批判了对技术进步的悲观主义解释和乐观主义解释.哈贝马斯认为,要区分劳动和交往行为两大领域,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需要公开的不受压制的对话和讨论.具体来说,哈贝马斯认为要处理好技术与实践、科学与政治、技术与社会舆论的关系.哈贝马斯的科技观对于我们看待和处理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然而他的科学技术观也充满了道德乌托邦的色彩.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重构唯物史观的两种学统及其张力——以哈贝马斯和埃尔斯特为例

德国古典哲学、浪漫派、解释学传统孕育了哈贝马斯的唯物史观重构范式。埃尔斯特对唯物史观的重构则是一种来源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学理研究主导型重构。两种重构在理论的社会定位、方法进路上迥然有别。更为重要的是,埃尔斯特对哈贝马斯赖以重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及通过交往行为获得集体理性的思想提出质疑,为我们重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拓展了个体理论的视角。     

超越合作原则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范式转换之思

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在阐释意义理解问题上与哈贝马斯定位于后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的交往理性概念不无相似之处,但后者无论是就其范式转换的意义,还是就其反思的范围而言,都堪称是超越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哈氏的后形而上学交往理性概念作为诠释意义理论的重要原则,是经验语用学视域中的合作原则所无法企及的。透过交往理性深入阐发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与以往的经验语用学的关系问题,可谓是进一步反思哈氏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一条有效路径。交往理性的超越性也恰好体现了其意义理论研究中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