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国外文化软实力研究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不仅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决策者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文化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文章就软实力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文化软实力"问题,对国外学者重点探讨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文化软实力资源和运作模式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等进行了综述.面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紧迫课题,国外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从一个学术概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为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们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困境,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学术界正在加深对它的认识,有的很深刻,但有的却是误读.文章对国家治理理论中的“舶来品说”、“管理、治理对立说”、“公民社会说”以及“多中心说”予以解读与澄清,并在法治的轨道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论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的“硬实力”

“软实力”是一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合作而非收买的手段来达成自己所愿的能力,是一种具有吸引魅力的隐性能力;“硬实力”是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是一种具有强制特征的显性能力.最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他认为,“软实力”是以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本文认为:经济制度应属于“软实力”的范畴,经济制度是构成“软实力”形的基础;适合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硬实力”,从而极大地提升一国的综合实力;经济制度需要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的不断地变革,才能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硬实力.本文以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新近崛起的中国的经济为案例,探讨了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的关系.     

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丰富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内涵,引起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构成要素、文化软实力、区域软实力及其建设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了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增强了软实力理论对中国综合国力研究的解释力,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全面提升我国软实力水平,应将文化软实力和区域软实力纳入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之内,理性分析我国软实力建设的优势与约束条件,统筹国内外软实力建设,努力实现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邓显超在《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1期上撰文《提升中国软实力路径》指出,软实力(softpower)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于1990年提出。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他认为软实力一般是指无形的、抽象的,非物质性的力量。软实力靠的是吸引力和感召力,具有自愿效仿的特点。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主要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而软实力依赖政治、思想、文化和政策的吸引使别人自愿“追随自己”。一个国家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软实力随着硬实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十个问题——基于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的视角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战略的提出,中国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引起国际人士尤其是美国学者的重视.与美国文化软实力相比,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既有优势又有不足,总体上是防御性和被动性的,缺乏积极建构的策略;缺乏协调的国家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高度依赖于政府资源的推动,非政府力量不明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足,大众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限;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文化贸易逆差较大,文化产业有待发展;以和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尚待构建;传播工具和传播技巧相对落后,运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有待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力度有待加强;文化价值理念传播不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作用有待发挥.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提升战略

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并将之发展成为软实力理论。从约瑟夫.奈提出该理论的初衷来看,这一理论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陷阱,因而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特别是"美国性"。中国学者结合我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概念,并上升到国家层面,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五元并举"的战略思想。     

提升我国软实力之作用和功能的思考——以旅游业为例

对旅游业的性质和定位的认识,向来有经济性和社会文化性之争,目前确实有一部分学者和业界从业人员强调旅游的经济性而忽略其文化性和社会性,这种理念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旅游业在提升我国软实力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及其构成,提出旅游业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进而分析了目前制约我国旅游业发挥其提升国家软实力作用和功能的因素及表现,最后提出发展旅游业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措施.     

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环境治理亦需要全社会合力参与。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本研究辨析了环境问题的多元主体责任,梳理了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探究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的责任话语特点,为增强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号召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构筑“五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互动耦合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追求。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本质上,党执政能力的提升符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二者的内涵虽然指向性不同,但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具有逻辑契合、交融互补的特征。新时代,以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执政本领、筑牢执政基础,以“四力”为抓手增强执政力、领导力。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新型现代化国家的特征——政治社会学视角

作为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实践,在客观上为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学者们有必要直面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中国现象”并进行学理化阐释,从中提炼出逻辑自洽、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从而为“中国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身份。2023年4月23日,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学阐释”创新团队召开了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阐释”的学术研讨会,本组笔谈文章是在5位与会学者发言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其中4篇文章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型现代国家构建问题进行的学术思考,1篇文章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为构建既高度契合时代精神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助力。     

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道路的合理性阐释

作为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实践,在客观上为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学者们有必要直面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中国现象”并进行学理化阐释,从中提炼出逻辑自洽、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从而为“中国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身份。2023年4月23日,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学阐释”创新团队召开了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阐释”的学术研讨会,本组笔谈文章是在5位与会学者发言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其中4篇文章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型现代国家构建问题进行的学术思考,1篇文章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为构建既高度契合时代精神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助力。     

集权与活力的动态平衡——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之道

作为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实践,在客观上为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学者们有必要直面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中国现象”并进行学理化阐释,从中提炼出逻辑自洽、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从而为“中国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身份。2023年4月23日,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学阐释”创新团队召开了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阐释”的学术研讨会,本组笔谈文章是在5位与会学者发言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其中4篇文章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型现代国家构建问题进行的学术思考,1篇文章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为构建既高度契合时代精神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