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神性之维:林语堂文化人格解析

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现代基督教文化是林语堂人格构成中的根基性元素 ,因此林语堂将“人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终极关切 ,并赋予“上帝”现代人文的涵义。信仰人格影响了林语堂的理性人格、道德人格、审美人格等 ,在他的文化人格中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现代基督教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成了林语堂品评中国文化的潜在标准 ,从而造成了东西文化在他人格构成中的不同地位 :西方文化属于价值根基层面 ,中国文化属于审美情趣层面。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研究注重人生和启蒙问题 ,在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和本土内涵的中国现代美学。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王国维强调西方现代哲学是“形上之学” ,提出了“学术独立”和“审美独立”的观点 ,赋予中国美学以现代哲学的思维品格 ;第二 ,王国维把“人生”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提出了审美“无用之用”说 ,创建了具有现代人本主义意义的人生论美学 ;第三 ,王国维以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 ,沟通中西、古今之美学思想 ,创立了独特的“阐发式”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被称为“当代艺术”,它的确立和发展,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直接相关.在中国视作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东西,包括了西方艺术发展中的现代派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这些艺术风格直接引发了当代西方的艺术终结命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艺术的终结指向的基本话语.然而,中国艺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热情模仿,但对艺术的终结这一话题则反应寥寥.这与中国艺术界并不需要这一话题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有关.由此可知,在接受西方话语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一直以本土的文化现实需要为基本的接受前提.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巴金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 ,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在人本文化层面 ,他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 ,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 ;在审美文化层面 ,他贡献了以“两个一致”、“比较像活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 ,高觉新等世界级的悲剧典型和以悲哀与燃烧的激情为特征的忧郁美 ;在伦理文化层面 ,他既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 ,又不断地自剖与忏悔 ,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从传统出发——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论文首先站在今天的语境,审视了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深层次结构上所存在的问题,如,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普遍主义的倾向、学科的不断扩张而导致自我消解等。在反思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传统出发”即以“传统”来诠释“现代”的新思路,并试图在这一思路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     

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就英国文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来看,中国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出现的,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象中,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文人塑造的中国形象中,体观的是英国人精神生活的真实。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从“内生型”向“外发型”的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纯粹依赖于外部力量(西方话语)的推动,还是源自于本土观念结构的内在变革,至今依然有很多争议。众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是一种"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是西方的"舶来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晚明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儒学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启蒙意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意识的"内生型"维度。清末民初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性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外发型"现代性意识才逐渐取代了"内生型"的现代性意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阐释

本文认为 ,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高扬 ,对人立足于生命和现世进行道德追求的强调 ,对西方文化重知识、重宗教传统的批判 ,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他的这一思想 ,对于把握中国道德精神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文明 ,对于帮助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 ,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全球性境遇中的“东”与“西”——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关涉到中国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从分析罗念生的诗《东与西》出发 ,尝试以中国现代人的“空间感知”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东方本位类型、西方本位类型、中央类型和多重移位类型。作为超越于前三种中国文化现代性空间类型的多重移位类型 ,是以自我 (东方 )和他者 (西方 )的多重移位的方式来对待文化建设的。这就使它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陷阱 ,并使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以李长之和梁宗岱为代表的一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努力融合中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潮 ,其意图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塑中国文化 ,并寻求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以一种宏阔的文化思路 ,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舆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探寻其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文章认为它对于改变国人对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新改制的途径,传统的皇朝权威开始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而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层次的变革基础。     

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元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研究与现代阐释问题,也就是通常表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已是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是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观念,所受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由     

浦薛凤先生在西南联大

浦薛凤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是我国研究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权威,他曾创立“政治五因素论”,用于阐述和研究西方政治现象,其在西南联大期问出版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作为“清华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在湖南长沙印行,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化假设

夏志清作为西方学者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的流变和传承时,其预设的文史观、价值尺度以及对中国现代小说作品的具体评价无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本文就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