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范式探析——以“7·5”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传统的范式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应对危机的效率以及效果难免受到影响。通过借鉴以往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范式,结合乌鲁木齐＂7.5＂事件,从微观领域针对有效应对公共危机范式的建构进行初步探讨,以致力于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公共领域——一个永恒的世界——对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的探究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众多西方政治哲学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阿伦特从人的活动,即劳动、工作和行动入手,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三个领域,即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一对应关系形成了阿伦特对公共领域进行分析的三分理论框架,进而取代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为基础的理论范式.本文欲对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做一定的梳理和探究.     

资本主义:从社会契约论到社会资本论--论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的意义及其局限

社会资本概念的流行是与其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分不开的,这一拓展既反映了它在理论上与社会契约论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实践中的自我调整过程。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矛盾性质,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困境;这一概念在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时存在着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对“公共领域”的仰视

汉娜·阿伦特与尤根·哈贝马斯之所以能联系起来,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事实阿伦特全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政治主线是对"公共领域"式微的强烈关注,而这无疑是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思想最为直接的、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公共领域"概念原型在二者之间有着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促使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到"公共领域"中去寻求解脱,"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说是对政治极权和科技工具理性的一个反动.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从商谈伦理视角看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一种主流媒介的转变会导致社会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文章对不同时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探讨。从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人们沉溺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忽略对自身本质的关注,感性的冲动替代了理性的行动,人们丧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自我。公共领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技术至上论。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光辉固有的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个体和技术的博弈将决定公共领域中的人是WIKI技术的主人还是仆人。     

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以“微博上的小河案”为例

网络公共领域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而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微博上的小河案”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基于独特的技术设置,自主生产了案件的重大意义,使之独立于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然而,网络公共领域与法律系统的观察范式截然不同;塑造网络法律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就法治发展而言,网络法律舆论有益于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但也容易消解法律逻辑和化约法律问题,甚至加剧法律共同体的内部分裂,迫使司法子系统寻求权力的庇护。     

公共危机事件对地方政府权威的影响及其应对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的调整,现实社会中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一旦被激化,很容易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在正确协调地方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创新,努力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进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权威。     

徘徊于“现象”和“判断”之间——论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述是奠基在现象学的基础上的,她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表象＂和＂实在＂的区分,主张将公共领域建立在＂现象＂之上,从而避免为了＂真理＂的要求而毁坏公共领域,但是,为了弥补现象所造成的任意性,阿伦特又将其公共领域建立在美学之＂判断力＂上,以＂反省判断＂以及＂想象力＂构建公共领域。     

论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源头否定”及后果

20世纪初的俄国整体上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的国家。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其历史任务只能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非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俄国的国情,而是事实上同民粹派一样,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一系列理论活动都是为了尽快在俄国消灭资本主义服务的,并最终通过暴力革命铲除俄国的资本主义幼芽,导致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逆转。     

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民生新闻”电视栏目在本世纪初风靡中国内地,带来一场电视新闻的变革.但其取材的相似和手法的单调重复却显出该类栏目的前景堪忧,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强烈争议的“公共新闻”理念此时不失时机的引入中国,高度互动的节目,使观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话题的探讨和公共事物的管理,市民的公共平台正在打造,社会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中国电视新闻的节目形态不断变化,表现方式不断更新,传播功能不断完善,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和新闻发展的方向,在赢得更多观众的同时,也与时下的新闻改革相契合.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论当代美国政府权力制衡——以“通俄门”调查为视角

2019年3月22日,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交通俄门报告,历时23个月的案件调查最终以特朗普总统无罪而落幕,其间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争议。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特别检察官在当今美国分权体制的功能性作用已被削弱,调查过程中的政治渗入使其无法做到持身中正;而就通俄门的调查过程来看,政府与国会间的政治纷争愈演愈烈,体制制衡的正面作用逐渐演变为政治制衡的负面掣肘。当代美国政府权力制衡的这种转变,日益威胁着美国宪政体制的稳定。     

浅析“9.11”事件后美国的中亚国家战略

中亚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9.11事件后美国的中亚国家战略利益主要包括主导该地区的安全事务、推进中亚国家民主化以及竞争油气资源。小布什政府的中亚国家战略强调通过单边的方式促使中亚国家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奥巴马政府则重视施展巧实力,主张构建对话机制和根据实际需要处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美国对中亚国家战略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和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改善在中亚国家的形象,解决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的问题。美国的中亚国家战略及其调整将对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民航业态特征及其服务利润链分析——“返航门”事件周年纪思

中国民航业态特征决定了旅客忠诚度对中国民航公司收益率影响有限，内部服务质量才是民航服务利润链有效作用的关键链环。中国民航服务利润链失效的根本原因是关键链环战略性倒置和内部服务质量存在严重缺陷。     

“孝”的话语剥离与伦理断裂——“非孝”事件、媒介公共空间与亲子观念重构

本文从民国至今的三场“非孝”事件出发,以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在媒介创造的公共空间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建构“孝”观念与现代亲子伦理关系。在百余年的亲子观念变迁中,不同群体各自发言,将传统“孝”观念中的多重含义剥离开来。新观念在崛起,却并没有取代以往的观念,而是通过不同的媒介渗透进入不同的群体,造成亲子伦理的断裂,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