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报》简论

(一)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喉舌。1898年12月23日创刊,1901年12月21日停版,共出100册。《清议报》馆址设于日本横滨,发行兼编辑人为冯镜如,主笔为梁启超,撰稿人以康门弟子为主,有欧榘甲、麦孟华等,间载章炳麟等人文章。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认识到有重建舆论机关之必要,以便抨击时局,阐述政见,于是,“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清议报》出版后,即获得社会欢迎。1903年,该报主要文章被汇编成《清议报全编》,国内的一些书局也秘密翻版,促进了《清议报》的     

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上海《时报》的蜕变及其原因初探

上海《时报》是旧上海三大民营报纸之一，初为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的舆论喉舌，但终因宣传不力而与康梁决裂。后经历了两次重大蜕变：为文人所办的报纸，业务方面锐意革新，但政治上表现平庸；最后成了被称为“黄报”的商业大众化报纸，但连年亏损。上海《时报》可谓“党人报不党”“文人报不论政”“商人报不盈利”，这背后既有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又展现了一个多种形态的中国近现代报业构成。     

从《秦中官报》看清末陕西的近代化

《秦中官报》是创办于陕西早期的一种综合性官办报刊,主要刊载清政府重要谕旨、陕西省内社会新闻、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及文化信息.主要从《秦中官报》中的“秦事汇编”一栏着手,从教育、水利、工农业等方面来分析清末陕西的早期近代化.《秦中官报》为我们研究20世纪初转型期的陕西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胡适、鲁迅与“五四”白话散文

“五四”时期,胡适、鲁迅对白话散文的文体、思想内涵及审美品质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的积极倡导与实践促进了现代杂文的勃兴与繁荣;同时,由于各自独特的人生经历、知识背景,以及价值趋向,胡、鲁二人虽然都用散文关注社会,却同途殊归,形成了相反相成的创作风格,某种意义上规范了此后散文创作的路向。     

也论胡适对白话取代文言的态度

唐文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云：“他（指陈独秀）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这里的意思是说，胡适在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上，态度不如陈独秀坚决。是耶？非耶？我认为有加以辩正之必要。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黄遵宪、龚廷梁、陈荣表都曾主张用白话行文，“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①。由于影响较小，他们的主张很少有人知道，在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势力。…     

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帝国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列强妄图进一步瓜分中国,为了救亡图存,爱国士大夫纷纷呼吁保国保种,提出改制变法,从北京到各省,学会和报馆繁兴,鸦片战争以来的经世改革思潮,至此汇成汹涌澎湃的变法维新运动。温州的《利济学堂报》,踵承《时务报》,下启《知新》、《湘学》和《经世》等报,显示出维新运动深入到沿海中小城市,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温州出现这样的报刊决不是偶然的。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温州为商埠。次年4月1日设立瓯海关。闽抚丁日昌疏称:“温州之南关可作铁船坞”。1879年,浙抚梅启照奏称:“温州新设通商口岸,亦须轮船驻泊”。上海轮船招商局即派永宁轮首抵温州港。1888年,招商局在朔门设铁壳     

《清议报》对近代日俄在朝鲜半岛角逐的刊载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1898.12~1901.12)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表达出鲜明的政治主张,并进行积极的思想启蒙尝试。《清议报》中包含大量有关朝鲜半岛的论说,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围绕日本与俄国为一己之私而在朝鲜半岛角逐展开评述的,欧美列强在东亚势力的扩张,以及日俄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纠葛都有涉及。梳理《清议报》对近代日俄在朝鲜半岛角逐的刊载情况,可以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更加全面地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朝鲜半岛处境,也可以更真切地理解维新派借助言说朝鲜以警醒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国之良苦用心。     

《聊斋志异》中的隐喻

中国文言小说从魏晋六朝开始盛行到唐传奇正式成熟之后,并没有因为白话小说浩大去势的冲击而消歇。相反,经过明代《剪灯新话》、《情史》等专集的再度盛行,文言小说在清代以《聊斋志异》为标志而达到新的高峰。这一事实表明:文言作为小说的艺术媒介,有着不可被白话代替的功能。揭示文言的独特功能理所当然地是揭示文言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的审美特征的重要途径。 要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划出绝然的分界是不明智的。但如果以《三言》、《二拍》等作品作为白话小说的代表,以《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小说的代表,我们就可以描绘出这两类小说在语言…     

鲁迅、果戈理《狂人日记》之比较

虽然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体裁、故事情节发展等方面都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但是 ,由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是简单地通过“狂人”的遭遇表现当时沙俄社会的腐朽和丑恶 ,因此 ,就没有鲁迅运用象征的手法在其作品中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仁义道德”概括为“吃人”以及对“吃人者”遍布在社会各处的认识等内容“忧愤深广” ,更兼之鲁迅是站在启蒙立人的角度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彻底否定并表现出复杂的内涵 ,这更使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与之相比而显得缺乏那种磅礴大气和厚重感。     

近十年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明末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和凌蒙初创作的《二拍》当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多方面多导次的研究。王立言、人民的《“三言”“二拍”研究综述（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３年１期）提供了建国后四十年的研究情况。９０年代以来,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文章有６０余篇,它们或就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眼光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研究成果略作概述,以使读者对此有整体的认识。一、关于《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一）婚恋问…     

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英文)

东亚睦邻关系源远流长，近百年来却遭到严峻的挑战。在民族国家的多事之秋，中国文学和中华民族一道承担苦难，思考出路，在关注自己启蒙、救亡、独市和振兴的同时，也关注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国际力量，对朝鲜半岛民族国家的关注和认知具有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命运体悟。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对朝鲜的认知经历了四个阶段：以朝鲜的亡国为鉴镜，反省危机四伏的中国现状；引朝鲜人民为共同抗敌、休戚与芡的战友；在南北朝鲜分裂的局面下，引北方为战友使南方处于缺席状态；在“华风”与“韩流”的互动中，把文学对韩国的认知推向穿透历史、牵连血性的深度。     

创意产业的空间需求与工业遗产建筑的保护利用——广州T.I.T纺织服装创意园的启示

当今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迅猛,社会风貌特征变化快速,城市工业文化遗产作为这些变更的历史见证,对它的保护刻不容缓。文章通过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正好有着很好的契合,并以广州纺织机械厂改造为广州T.I.T纺织服装创意园为例,探讨城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途径和几点经验启示。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对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这个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三代新儒家"从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新人文精神出发,发掘儒家文化传统对于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立足于中国的当下现实,审慎地看待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并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对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提出全面质疑.     

人的解放及其现代化--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题寻踪

受“危机感”驱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主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晚清时期的政治化启蒙、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并重的五四启蒙、启蒙与反启蒙语境双重并置的新时期启蒙。其中 ,晚清启蒙因其时限的短暂和主题的尚待深入而被视为五四启蒙的序曲———“前五四”时期。至于新时期启蒙 ,它在承接五四启蒙的理性启悟、人的发现和角色认定等特质基础上 ,亟须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将理性的偏执与傲慢考虑进去 ,及时吸纳反启蒙的宽容、多元品格 ;二、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挤兑 ,要高举“批判”的武器 ;三、要调处好知识分子的拯人与拯己关系     

启蒙者的非启蒙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局限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不足在于启蒙不够充分.由于历史性的诸多原因,新文化提倡者带有浓厚的科举心态,缺乏对文化启蒙及其功能的深刻理解,将启蒙当做一种政治手段,让启蒙承担起其力不能及的过分沉重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使命.这种非启蒙心态在启蒙内部构成了一种颠覆,使启蒙丧失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及功能.     

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一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思潮不同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学话语。他们在著作中批判了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的启蒙精神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文章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分析,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指出启蒙理性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中显现出自身的两重性,即解放与奴役时,第一次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和后马克思倾向。     

论清末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启蒙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镜子面前都客观的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堕落、异化、苦闷、彷徨、追求。在这过渡时代的背后,走出了具有朦胧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尽管还体现着幼稚和不成熟,但启蒙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这段时期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新的小说形式——社会言情小说来表达的。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这个时代就不能疏忽这一时期的小说,而社会言情小说,以它思想的深刻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Mercantile Enlightenmen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近代中国虽然没有近代欧洲那样比较完整的启蒙运动,但的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其中,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大致经历了兴起、嬗变与深化的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封建农耕社会的价值观念遭到否定与批判,新兴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得以萌生和揄扬。近代商业启蒙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则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当今商业道德重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hird Sense of Enlightenment as Seen in the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对现代启蒙批判思潮的反批判,康德哲学固然能够在基本原则和方法方面提供富有成效的支持,但这应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和解决的问题。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理性非但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康德《判断力批判》诠证了理性诸多领域与不同原理之间关联的可能性和途径,揭明了启蒙的第三要义：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及其现象可以分别予以探讨;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是不清楚的,但它们在现象之中却确实地建立了起来;关于现象的表述原本可以分为不同层次,除了构造自然对象知识和人类行为法则的能力和形式,理性亦有构造情绪现象与审美现象的能力和形式。因此,理性批判并不限于通过对现有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分析,揭示既有的理性形式及其构造活动,而且还在于发现理性的新形式和构造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具有新的形式和性质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直至这种知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