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隐居的中国悖论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从怀抱孔明心态、好走终南捷径的古代隐士,到当下的高调隐居者,均显露出隐的矛盾与虚伪。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先秦时期隐士的名称及其分类

隐士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因此，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士的思想，是在人类文明走过了那么一段路程之后，当文明的脚步稍感疲来的时期产生的。一、隐士的名称在战国、汉初的典籍中，已经有了隐土这一名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志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①。“天下无隐土，无遗善”。②“齐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③“魏有隐士日俱赢。”④在这些文献记载中，除第二条外，其它三条中的隐士一词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专有名词了。隐者这一称…     

南京女孩看世界之五：在瑞士过年

传说中瑞士人是德鲁依人的后代，那是一群爱好和平，追求真理的隐士。因此永远中立的瑞士人只愿依偎在阿尔卑斯山的怀抱里，在这片乐土中与青山绿水相伴。尘世间的纷扰和他们没半点儿相干。     

论盛唐田园诗人心态的转换

盛唐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追求明丽清新、超拔脱俗、空灵静谧的意境 ,主要缘于他们隐士的心态 ,他们田园诗中的抒情主人翁是彻底完全的隐士。储光羲的田园诗开始用田父野老代替隐士幽人 ,但还未完全脱掉隐士的气息。在杜甫的田园诗中 ,则完全用野老身分观物抒情 ,对王孟隐士田园诗的抒情方式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造。     

张志和美学思想述评

张志和是中唐著名的诗人、隐士 ,他的美学思想具有明显的道家、道教精神 ,但从未进入道教美学研究的视野 ,这在中唐文人中极具代表性。本文通过对其“暂有”与“长无”的审美时空观、“玄真“的道性之美和审美心态的分析 ,展示其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秦岭:人类智慧活动述略

秦岭为古代人类智慧活动搭建了天然平台。从远古社会到文明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中国古人类上百万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遗迹。秦岭地区的山山水水为历代名将搭建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平台。从姜子牙秦岭北麓蟠溪垂钓到卢藏用隐居终南山,“终南捷径”为人称道,秦岭山区成为隐士取官的通途。秦岭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衍生之地,历来有“立儒、生道、融佛”之说。秦岭作为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不仅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龙脉,而且是名符其实的文化意义上的龙脉所在。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贾平凹小说中道士、隐士形象研究

贾平凹的小说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这造成了阅读效果上的独特与生动，同时也导致了言说上的含混、朦胧与多义。从道家文化角度对其作品中的道士、隐士形象进行解读。从而柄示作者创作思雏的深层内蕴，即运用道士、隐士作为象征性符号，传达出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关注，以厦对现代人们惶惑心态的独特性思考与焦虑。     

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

本文从“隐士”的现象、内蕴和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 ,认定“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 ,进而论述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先生和陈聋子等都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是废名隐逸人格的外化 ,是隐士原型的变形。     

周敦颐视陶渊明为君子吗?——论《爱莲说》对菊花文化形象的改造

陶菊历经千年盛传不衰,以多元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研究濂溪之学的经典文本,其中作者为“君子”和“隐士”赋予了新的内涵,菊被比拟为“花之隐逸者也”,同时,莲被推崇为“花之君子者也”。自此,“菊”原本盛行的君子面目被“莲”所遮蔽和替代。隐士菊与君子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组合。观此文化现象背后,周、陶二人君子标准的分流或与嘉祐八年(1063)混乱动荡的政治风波直接相关。周敦颐通过改造菊花形象剥离掉了陶渊明的君子内核,而强化了其隐士外衣,为后世评说陶渊明留下了新的话语范式。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生命离不开茶

所谓玩茶客，说的是他痴茶玩茶，“玩”到极致。玩茶客有着特别的个性之处，或者对茶非常有体悟，闻茶香知茶性；或者有着特别的故事。或种茶或藏茶；或者饮茶于深山，或者大隐隐于市……《茶道中人》栏目，特别开辟这样的版面，一起寻访身边的“茶痴”。     

江州隐逸文化与晋宋之际文风的演变

晋宋之际文风的演变与会稽士族文学的消歇、江州隐士文学的崛起有很大关系。江州隐逸文化以庐山僧团、贫寒隐士等隐逸群体为代表,思想上儒释道交融,形成了遗世弃荣的隐逸文化心态,此种文化心态对文学创作颇有影响。以清俊脱俗、安贫乐道为基调的江州遁世文学,打破了东晋中期会稽士族文学的玄虚简淡之风,在创作主体、文学主题及文学风貌等方面,对晋宋之际文风的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

在《中山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上,我看了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写的《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简称“中文”)后,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一陶潜是“隐逸诗人”吗?不首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理解陶潜及其诗文。“中文”以肯定的语气说:“陶潜是隐士,也是逸民,合称隐逸。南朝诗论家钟嵘说陶潜是‘隐逸诗人’的老祖宗,这话是不错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对所谓“隐士”有十分精彩的分析。他说:“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     

汤显祖隐士情结探析

隐士情结是汤显祖心理结构的基本内核,它不仅弥漫于汤显祖诗文的字里行间,更辐射于“临川四梦”之中。对汤显祖隐士情结的来源、表现、特征三个方面进行了心理分析,并阐述了隐士情结对汤显祖一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