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经三国鼎立时期，直至“五马渡江”之后，仍微波尚传。它上承西汉，下开盛唐，独领风骚数十年。也正因为它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人诗坛的沉寂，开辟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时代，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东汉末年文坛的领袖，他统治整个建安文坛，开创了一代诗风、文风，组织、保护了一代文人，给后世的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位帝王作家，他的功绩是卓著的。一、曹操对改变汉代文…     

晚生代:二十世纪最末与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代

“五四代”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知青代”则浓缩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历史，“晚生代”的异军突起，正是中国新的一代诞生的文学上的标志，其灵魂也确实深深地打上了异质社会的烙印。学术界有勇气正视他们是“五四代”、“知青代”之后的又一“代”吗 ?     

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下）

明清两代众多章回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以民间叙事为根基，一以文人想象为主体。《金瓶梅》代表着文人独立写作长篇小说时代的到来，以后的章回小说，大都是在书斋里一次性完成。此类以文人想象为主体的小说，其着眼点从“英雄与历史”转为“儿女与社会”，由此而来的作者意识的凸显，女性命运的浮现、结构的完整以及小说的文章化，使得章回小说实际上远离了说书场，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     

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上）

明清两代众多章回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以民间叙事为根基，一以文人想象为主体。《金瓶梅》代表着文人独立写作长篇小说时代的到来，以后的章回小说，大都是在书斋里一次性完成。此类以文人想象为主体的小说，其着眼点从“英雄与历史”转为“儿女与社会”，由此而来的作者意识的凸显、女性命运的浮现、结构的完整以及小说的文章化，使得章回小说实际上远离了说书场，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人生悲剧的惋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因其个人生活际遇和文人气质过浓，陷入文学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中，在遭受左倾路线打击时多忍让、少抗争，一生坎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临终前由于“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他写了死后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该文中“历史的误会”、“对政治不感兴趣”、“半吊子文人”等，反映了秋白眷念文学、厌倦党内斗争和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满的思想。他的悲剧缘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受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以及其自身经历和文人气质的局限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女人与“家”──论当代女性文学的漂流身份

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中一直贯串着明显的传统因素──“家”的情结。女性文学中的“家”的情结既包含着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家”的概念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指示着女性主义发展中的一种困境倾向和挫折感。然而，回家之不可能，使女性文学在世纪末更突出其漂流的身份。因此，不必过高估计女性文学的成就，而应注意其“男性的女性主义”的内容。     

宋代文人的琼花书写

在众多花草文学意象中，扬州琼花作为一个被集中书写的对象肇始于宋代。配合着历史的变迁，琼花经由宋代文人持续的诠释与书写，文化内涵渐次增加，文学意象日益饱满。尽管琼花物种已随宋代扬州而逝，但琼花意象却变成代表着一种品格、一个城市、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永远留在历史当中。     

"深水鱼"——索尔仁尼琴与苏俄"秘密文学"

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俄国“秘密文学”的卓越代表。他的创作是俄罗斯“秘密文学”光荣传统的一部分。他的创作经历是苏联时期地下作家苦难命运的一个缩影。他以自己的创作，不仅延续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表现了俄罗斯文学的自由精神与专制压迫的永恒对立。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

苏轼是一位聪明睿智的文人，其聪明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方面。本文结合苏轼词中所表达的种种情态，分析了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管中窥豹”地略见其“全人”的聪明睿智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     

论于豹文的诗歌创作

于豹文是天津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他一生中既领略过中进士的喜悦，又品尝过“归班”不仕的痛苦，其宏图不得施展，壮志难以实现，内心遂郁结着一股复杂而又千回百转的情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于豹文内心的情志被抒发出来以后，便有了一部《南冈诗草》，这既是于豹文一己之感怀，又是清朝中期某些文人心态的一个缩影，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外，于豹文是沈德潜的朋友，他的诗歌创作受到了沈德潜“格调说”的一些影-向，但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其艺术成就值得肯定。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晚宋晚明之间应居一席”:朝鲜诗人李德懋

李德懋(1741—1793)是一位18世纪朝鲜实学派“四家”著名诗人,曾受到清代著名文人的很高的评价,并在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因此考察清代文人对他的诗歌的具体评价和他接受中国诗文学影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问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古代文人合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

古代文人合称现象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很普遍。一个文人合称往往代表一种文学风尚或一种文学批评理念。合称中的作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因缘 ,对这种因缘进行深入发掘和辨析 ,对于作家研究和文体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日本江户汉诗评价基准与文化自觉

江户时代的汉诗是日本“汉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对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日本经历了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和臭”到树立中日相对化的“和习”的评价坐标的变迁.然而“和臭”与“和习”仍旧是以中国/日本或者外部/内部的二元对立为基准的评价方式,而取而代之的突出日本自身优越性的“和秀”观念,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也代表着日本文学中一种新的评价基准的树立.只有重新审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以及当时日本文人的文学评论复现日本文学中中日文化融合的现象,才能理清日本文人对日本汉诗乃至整个汉学的评价观念的历史演变,昭示江户时代日本“汉学”逐渐脱离中国文化影响,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