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文人”苏东坡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不仅文才出众。而且还十分喜欢植树，并为此写了许多植树的动人诗篇，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植树文人”。     

喜欢苏东坡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名垂青史的文人多如牛毛，被后人格外喜欢的诗人亦不计其数。但往往诗文作得好的，可人不可爱；人品相当不错的，诗文却不过尔尔。而像苏东坡这样诗文书画和人品道德都趋于完美、都富于魅力者实在也是凤毛鳞角。所以，我总觉得自从有了苏东坡后，除去李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人都在他的光照对比下显得黯然失色。     

苏东坡与江苏的不解之缘——苏轼后裔苏泽民的《苏东坡在江苏》谈片

人牛旅途上的因缘际会是始料不及的。我自幼酷爱北宋文学巨匠苏东坡的作品．20多年前．我奉调入蜀．在峨眉山下岷江之畔的眉山工作了二十个春秋。朱德元帅在苏东坡的故居题写的“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至今记忆犹新。20年后．我调至南京．受聘于三江大学。一天乘校车时．上来一位头发花白．矮矮胖胖．笑容可掬的老教师。     

苏东坡与江苏的不解之缘——苏轼后裔苏泽民的《苏东坡在江苏》谈片

人生旅途上的“缘”是始料不及的。我自幼酷爱北宋文学巨匠苏东坡的作品。20多年前，我奉调入蜀，在峨眉山下，岷江之畔的眉山工作了二十个春秋。朱德元帅在苏东坡的故居题写的“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至今记忆犹新。20年后，我调至南京，受聘于三江大学。一天乘校车时，上来一位头发花白，矮矮胖胖，笑容可掬的老教师。同座的包忠文先生告诉我，他就是苏东坡的后裔苏泽民教授。于是，我抽空到商学院副院长办公室拜访了他。     

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

宋朝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四川在宋朝属于"阻远险恶"的地区,特别是全国政治重心在宋朝东移后,其距离京畿地区更为遥远,加大了朝廷的统治难度;二是四川经济在五代前后蜀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号为优裕",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地位更加突出;三是四川位居长江上游,虽远在西南,却具有牵制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南宋四川地区长期直接地面对金朝和蒙古的猛烈进攻,四川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朝廷不得不高度重视四川而施以特殊的统治。     

宋朝的“民告官”

宋朝社会极具丰富性，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并存于世，既有“终岁不见长吏”的宁静秩序。也有“讼牒纵然”的健讼风气。有些地方，“诉讼日不下二百”（《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七），“诉庭下者El数百”（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六），“三日牒诉数百”（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九），每天上衙门打官司的人数以百计。今日的县级法院，每天接收的民商事立案，也未必有这么多吧。谁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百姓不擅诉讼？     

宋朝人免交房租?

如果您对中国古典文学较为上心的话,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像那种由侠客出面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壮观场景,似乎只能在唐传奇、明小说和清人笔记中读到,宋话本里却非常鲜见。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还没见过哪个宋朝人美滋滋地讲述那劫富济贫的侠义故事。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学是由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神话、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是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曹雪芹、萨都拉、李贽、文康、纳兰性德以及老舍、沈从文、萧乾、舒群、端木蕻良等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趣话酒色财气诗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酒色财气诗。这些诗幽默诙谐,富含哲理,读来妙趣横生,兴味无穷。宋朝时,大学士苏东坡经常和好友佛印禅师谈论诗文。有一次,说起酒、色、财、气这个话题时,两人的意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使得某种"趋同"的文学史意识产生着潜在影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到这种影响,还在于在这-文学史观的观照下,学界可以对如何定位多民族文学互动融合的重要性、怎样评价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方式、如何发现和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各异的文学经验,从而整合出-种更真实、更清晰的文学史视野等-系列问题作出有益的新探索.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遵循工具书准确、可靠的特点,保证编年的内容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将编年史视作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重建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主情·创新·多采——曹丕诗文艺术特征浅论

曹丕的诗文以言情为主调,倾注着丰富的感情,这是曹丕诗文的一种倾向和风格。曹丕在文学上的创新,最突出的是在诗歌体式的改革与创造上。曹丕的华丽清俊的文风体现在他善于描绘,讲究辞采和气势方面。     

以“人本”携“文本” 在“还原”中“重构”——评曹惠民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

曹惠民先生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教材。它继承发展了旧版治史治学上的"人""文"并重,并起用一批中青年批评家,通过章节重组、史料跟进等变动,完成了还原历史、重构历史,更重构《台港澳文学教程》本身的治史任务,全面务实地展现出台港澳文学风貌。这是一本真正适用学人、启发学界的新型教材。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走近文学大师”综合性学习设计

活动理念许多中学生对文学的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他们无法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文学,即使有少数人懂点,那也是我们姑且称之为的快餐式文学。面对经典作品,他们阅读的少,也缺少阅读的方法和兴趣。这次活动     

联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血脉——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

在1985年那个火爆的"方法年",钱理群等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倡导用一种整体思维去打通近、现、当代三个时期的文学史.这一概念提出一种崭新的治史思路,立即在学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随后作为呼应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等命题相继出台,形成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问题.奇怪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倡导的热度不减,却似乎没有产生一部真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