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论:数据内外之辨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政府与公众都可能会关注不同所有制资本发展的差异。中国当前是否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从数据反映的事实和政府偏好等方面看,中国当前并不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现象,即使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也可以认为是国企在近十多年来与民企、外企的同台竞争中,其内在运行效率、效益被一定程度地激活所致,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一次主动出击。公众之所以有"国进民退"的认知,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民间资本在行业进入机会、金融与财税等方面感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地方政府的歧视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政府应逐渐减少对国有资本的保护,放松对民间投资的门槛限制,消除国有正规金融对非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歧视,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政策"逼退"民间资本。无论政府、学者还是公众,都要树立真正市场经济下的价值标准,对"国企"、"民企"、"外企"不应带有感情和主观的偏向。     

"国进民退"论争综述

"国进民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学界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之一,对此经济学家们褒贬不一,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反对者认为这是一股逆市场化的潮流,长此发展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前景堪忧.支持者则认为,当前的"国进民退"正是对前些年"国退民进"走过了头的矫正,是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是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国家干预理所当然.还有学者既肯定又否定,既支持又反对,认为不要笼统地说"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哪个对、哪个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走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认识的误区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概念,但对此概念如何界定,如何走出对此概念理解上的一些误区则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指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国企改革不是"一混就灵",搞"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淡化甚至削弱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非"国进民退"也非"民进国退"。     

资讯ABC

2010年,中国学界争论的三个经济热点一、关于收入差距拉大形成的原因和引发的问题。二、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讨论。三、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讨论。     

"国进民退"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私营经济全面退出国民经济领域,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确立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场堪称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国进民退"存在着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对建国初期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再思考,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今天的"国进民退"现象,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地区工业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然后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VAR模型,对地区工业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且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滞后三期的负相关关系;但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二者相互之间的影响系数递减。实证结果为近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提供了解释。     

“深水区”改革就得敢啃“硬骨头”

正在众多亟待改革的领域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历来都是"硬骨头",民间要求实质性推进上述改革的呼声尤为强烈。(2013年11月11日中新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开,"改革"又成了热词。民心思改革,官员谈改革,改革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然而,改革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国企与民企关系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体制随时代发展不断演进,民营企业也继之兴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企改革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发展日益显著。随后,国企与民企似乎陷入了循环"斗争"之中,国进则民退,国退则民进。本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加入WTO为临界点,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与民企关系发展的三大阶段。从三十多年的历程中,总结国企与民企关系争议上存在的理论误区,并对未来促进国企与民企共荣、实现双赢目标进行了展望。     

税收正义视阈下中国当代税制改革的伦理反思

中国当代税制改革完善了税制结构,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由于没有在道德层面处理好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致在税制改革过程中表现出诸多道德方面的偏颇：重经济利益、轻道德价值;重效益、轻公平;重税收义务,轻税收权利。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应当以税收正义为目标,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与统一。     

完善我国税收优惠政策 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

以税收优惠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税收竞争日趋激烈,这对各国税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辩证的对待国际税收竞争,改革和完善我国税收优惠制度,使其在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企业发展

差别性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是顺应我国改革开放而设置的税制,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税制的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难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尽快深化完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公平税负,促进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     

分税制的完善与我国教育财政的未来取向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而分税制的实施对教育财政带来了系列影响,文章就分税制改革对我国教育财政的影响,以及对我国教育财政的未来取向做了进一步分析。     

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

有宋一代,新兴的富民阶层已经成为一股财富力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统治集团需要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变革不合理的制度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以其平等性和流动性冲击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才可能产生向官户、寺观户征收助役钱的变革。也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坊郭户从弱势群体成为新兴富民,对其征收助役钱,正是明确了这一群体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兴财富力量。     

改革中央专项补助 完善我国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过渡时期的分税制经过10年余的修补运行,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占中央财政支出很大比重的中央专项补助,从项目的设置、申请的审批到资金的拨付管理以及有关方面的监督检查,均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和建设的深入,以整治中央专项补助、强化对中央专项补助的管理为突破口,结束过渡时期分税制,建立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中央专项补助为辅的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再思考

加入WTO以后 ,我国的税收体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广东谘议局与清末广东禁赌

粤人好赌,屡禁不止,晚清尤烈。清末广东的禁赌运动,与新设之广东谘议局有着紧密联系。官方与部分议员在"先禁赌"还是"先筹抵赌饷"问题上本有分歧并逐渐冲突,而议员之间的分派也渐趋明显,终致广东谘议局议员集体辞职事件的发生。综观宣统年间禁赌过程,筹抵赌饷实是关键环节。各方商业和权力利益的复杂纠缠,说明了清末政治废弛、经济无力、控制力式微现象。仔细考察清末广东禁赌过程,实能反映颇多问题。     

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看个人所得税改革

从个人所得税制本身的演化规律来看,它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制度选择。正是市场经济的崛起,让每个人的劳动有了市场价值,这种价值演变成为个人“所得”,成为了一种课税依据。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来看,它的不断完善、成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未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将以综合制为最终目标,扩大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全面加强调控收入分配的作用。     

OECD国家遗产税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财富分配不公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遗产税作为调节财富公平的一种政策工具,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引用。通过分析OECD国家的遗产税政策实践发现：首先,遗产税更多是一种促进财富公平的政策符号而不是财政融资的主要工具;其次,遗产税可以作为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有益补充以促进公平分配;再次,征收遗产税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完备的财产登记、评估制度;最后,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我国可考虑在营改增顺利完成和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后,在“十四五”期间考虑开征遗产税。     

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 创新构建地方财政体制

从“分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到现在的“一免三补”,我国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财政提高了实力,地方财政的困难普遍突出。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通过对县乡财政现状的分析,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对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南北地方政府竞争的比较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要障碍并不是资本和技术的稀缺,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缺失。南北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起步,南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却快于北方,主要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竞争方式的不同。南方地方政府的竞争促进了需求诱致型变迁的发展,而北方地方政府的竞争处于被“锁定”的落后的计划状态,难以促进体制的创新。所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改变地方政府竞争方式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