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形象——兼与其中的汉族人形象比较

在朝鲜朝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中,潜在的关于满族人的“社会集体想象”比任何客观经验都更加牢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客性。《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形象实际上是朝鲜人同满族人数百年历史交往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虚像”。如果说,老稼斋之前的燕行使者从未在朝鲜朝关于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文本丛林中迷失方向,那么,从老稼斋开始,随着朝鲜朝关于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的先例文本所带有的对于满族人的“质”的规定性的逐渐丧失,朝鲜人将不得不探索新的认识满族人的方向。     

满族的“饽饽”

"饽饽"是满族人对多种面食的统称。我曾多次在东北地区的满乡品尝过"饽饽",至今想来,都觉得唇齿留香。满族的"饽饽"种类繁多,常见的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柞叶饽饽、牛舌饽饽、同心饽饽、清明饽饽以及酸枣糕、淋浆糕、五花糕、盆糕、发糕等。饽饽的原料主要有两种:白面和黏米面。制作工艺则多为烘、烤、蒸、烙。满族人对饽饽可谓情有独钟,一年四季离不开饽饽:春食豆面饽饽、清明饽饽,夏吃苏叶饽饽、发糕,秋尝黏糕饽饽、柞     

谈齐陶文中的“陈贺”

山东新泰市出土的齐国陶文中有"陈贺立事","贺"字从"贝",上部从"口","戈"声,可看作"加"字异体,见于齐文字。"陈贺"应读为"田和",也就是陈齐太公和。新泰陶文中的"陈不"应读为"陈无宇";"陈宴"应读为"田婴"。燕文字中的"贺"字与齐文字在形体上存在一些差异,可能是由于地域特点所致。     

浅论清代满族改操汉语问题——兼谈满汉民族关系

满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之一。全国满族人口约982万(1992年),分布于全国各地。辽宁是满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其次是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等省市。内蒙、河南、山东、新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等省区,以及成都、西安、广州、天津、杭州等大中城市也有不少满族人居住。满族原有自己的语言——满语,属阿尔泰     

“悬书”、“露布”源流考

自汉魏以来的"露布",是作为征讨檄文和报捷文书而存在的,但是"露布"的起源却为早在先秦时期的"悬书",这种"官文书"的发布与传通方式,作为由上而下政治传播的主流而存在。当它们作为由下而上或者由民间到民间的传播方式而存在时,则是被严格限制和禁止的。这反映了由先秦初期封建君主制,到秦汉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层面的历史巨变。     

“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

以慕容姓氏的由来、至慕容廆朝鲜卑慕容部居地的变更与慕容廆汉化改革三方面考察慕容廆执政时期对中原王朝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可见其经历了由"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的转变,这无疑成为前燕兀然崛起的加速器,不但使前燕国祚得以存续85年,对慕容鲜卑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使慕容鲜卑继"前燕"灭国后,又先后建立了以"燕"为国号的"后燕"、"西燕"、"南燕",加之冯跋建立的"北燕",如果算上吐谷浑,则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过6个地方政权,成为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最多的部族.     

牡丹江地区满族祭祀仪典程式化研究

通过对牡丹江地区满族家族祭祀活动的个案剖析,从一个侧面揭示满族家族祭祀中客观存在的仪典程式化现象,进而探讨其在满族祭祀习俗的保留、满族祭祀文化的特色、满族人特殊的族群心理和文化情结等方面所蕴含的价值及意义。     

信牌、印牌考释

沈阳故宫博物馆原藏的后金(1625—1643)遗物中,信牌和印牌的数量颇大,它是研究后金早期典制与八旗形成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与蒙、汉各族往来情况的珍贵资料。从语言和文字学的角度看,它也提供了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满族的文字由借用蒙文和向满族的独立创造文字——满文过渡和形成中一些重要的变化。     

《左传》"士有隶子弟"献疑

关于<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一事,前人的认识值得商榷.首先,<左传>所记"士有隶子弟"属于"士有朋友"的范畴,应该是指"士"在自身家族成员之外有被隶如子弟的僚佐;其次,不但"士有隶子弟",即便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也有"隶子弟",只不过形式上与"士有隶子弟"有所区别;再次,"委质"与"策死"乃是形成"士有隶子弟"这一人际关系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后,"士有隶子弟"可能包含隶如子与隶如弟两种隶属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内容上有所不同.     

旗袍与马褂

说到旗袍,人们往往会把它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其实,旗袍是满族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服装,它的穿着范围不只限于妇女。旗袍,因为它是"旗人"(满族人又称旗人)所穿的一种袍子,所以后来被称之为旗袍。满族男子所穿的旗袍,其样式和结构都比较简单,圆领、大襟、窄袖、四面开禊、带扣绊。满族妇女所穿旗袍,从样式到做工都十分讲究,在旗袍领口、衣襟、袖     

试论八旗汉军与满洲的差异性

在八旗组织中,汉军与满洲在政治权利、经济待遇、社会生活与舆论宣传等领域的差异是非常突出的。乾隆时期令汉军出旗为民是旗内满、汉差异发展之极致,也是“首崇满洲”这一根本政策支配与驱动的必然结果。     

清代满文官刻图书发展述略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对汉族的统治,把满语满文定为国语国文,企图在全国实行满语满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刊印了大量的满文图书。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满文官刻图书异常发达。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强大动力下,满族汉化非常严重,满语满文不仅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反而被汉语汉字所替代,满文官刻图书从鼎盛走向了衰落,语言渗透宣告失败。     

《同文类解》汉译语词研究

《同文类解》是朝鲜王朝司译院编辑的一部汉—韩—满三语对译分类词汇书。通过对照该书的韩国语、满语对译来考释该书的汉译语词,发现该书大量汉译语词较好地反映清代乾隆年间＂汉儿言语＂的口语特点,部分语词还呈现出东北方言独有的特质。少量语词是受编著者母语韩国语影响的不规范表达方式。     

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清朝蒙古族边疆大臣的任职及汉文著述概况

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在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中,蒙古八旗是重要的依靠力量。蒙古族边疆大臣大多出身于蒙古八旗,比较集中地派出到西藏、新疆和外蒙古。选派蒙古族边疆大臣的出于朝廷对蒙古族的信赖因素,也有蒙古族在历史上影响、蒙古族与藏族和外蒙古的文化认同因素。蒙古族边疆大臣自幼接受蒙、满、汉多种语言文字教育,其汉文创作数量和水平都非常可观。     

重道轻文观念之变与文的自觉

孔子在探讨具体事实和道理时要求言意协调,对于本体道———"天道"则流露出"言不尽意"的倾向。老子以本体道———根本道理来反思各种具体道,要求超越具体的"言"。韩非、墨子重视具体道而轻视言和文,庄子领悟老子的本体道而提倡忘言。汉代学者将孔老之道作了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具体解释,重道轻文,重意轻言。何晏以"无"消解了政治伦理之道,强调"道"的不可言说;王弼以无为用,既用本体道来反思具体道,又由具体道去领悟本体道,形成道文同一、言意兼重的观念,消除了圣人和一般人、经典和一般著述之间的界限,不仅促进了文的自觉,也促进了人的自觉。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清代归旗制度行废述论

归旗制度是满洲统治者为防止驻防官兵丧失本民族特性、渐染汉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在要求归旗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驻防官兵居留驻防地。满洲统治者于此间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乃是时势所限。而归旗制度的废止,却为满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分布全国的驻防群体的形成拓平了道路,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