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民俗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民间语言——以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宁西部蒙古贞地区的农区蒙古族在近百余年间经历了从游牧生计方式到农耕生计方式的转换。农区蒙古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语言发生了历时性的变化,从蕴含了生态意蕴的农谚到具有深厚生态特质的日常生活的语言习惯,民间语言映射出该区域农耕文化生态民俗价值观的建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区蒙古族从游牧民到农耕民的细微而深刻的文化变迁。     

略论命名与语言、民俗、文化及其它学科的关系

命名与语言、民俗、文化及其它学科之间,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命名学的研究,可以使人们科学地利用命名和有关名称,在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也会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转运珠”事件的民俗解析——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东北地区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中人为制造了一例关于“转运珠”的“伪民俗”事件，分析这则利用了汉族传统民俗素的谣言在这个蒙汉语共用的双语社区以蒙汉语杂糅的形式传播的过程。从民俗学角度解析该语言民俗活动在亲属社会网络中发挥的功能，阐释民众趋利避害的民俗心理是谣言得以传播的重要心理基础，通过语言民俗的考察侧面论证了农区蒙古族村落是一个蒙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文化空间。     

明末清初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之探讨

明朝末年,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结盟、联姻等方式确立关系,将其先化敌为友,利用他们建立清政权。但满清政权建立后,清太祖皇太极采取赐名封爵、盟旗制等政策化友为臣,充分利用科尔沁蒙古族这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平"三藩",平息吴三桂和葛尔丹的反叛。努尔哈赤开创和皇太极发展的对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政策,在满族建立满清政府并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到大清建立后这段时期,满族与蒙古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不停地调整中;正是这种民族政策的调整,助满族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从一个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变成了全国的统治者。     

关于民俗变迁、文化整合的新思考——甘肃省天祝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变化探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杂居,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社会。本文通过对天祝藏族自治县汉、藏民族杂居村落藏族生活民俗变化客观而真实的描述,试图为变迁社会中民族精神文化的融合及整合规律的探寻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资料。     

《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研究》栏目简介

关东文化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而北方民族则指生活在上述地区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关东的河流、草原和森林孕育了北方少数民族,形成他们特有的游牧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域文化板块。在改革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今天,这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也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文化生产力。研究、挖掘、关东地域与北方民族文化蕴涵,打造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特色成为独特的学术领域。为适应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要求,打造《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地方特色,提高学报的学术竞争力,使学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学术繁荣事业,     

《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研究》栏目简介

关东文化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而北方民族则指生活在上述地区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关东的河流、草原和森林孕育了北方少数民族，形成他们特有的游牧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域文化板块。在改革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今天，这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也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文化生产力。研究、挖掘、关东地域与北方民族文化蕴涵，打造关东文化与北方民族特色成为独特的学术领域。为适应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要求，     

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态度与民族教育——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蒙古族语言态度的调查

元村是东北地区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村落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张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历史事件,到当下部分村民（即学生家长）促使子女放弃蒙语言学习的转学热潮,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对民族教育与民族语言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一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发生变迁的思考——以广西东兰县当地壮族人对汉、瑶民族的称谓语言为个案

广西东兰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中产生了民族相互之间的民族称谓语言,这些民族称谓语言有自身的内涵,背后隐藏着当地民众强烈的话语情感色彩指向,并在经济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变迁,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情势背景。对这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的变迁进行考究、观摩,对研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和搞好民族团结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俺答汗与蒙藏民族文化变迁与认同——一个民族文化“引入”的个案

一个民族可以在接触其他群体的过程中不断开创或阐释自身的文化传统。自阔端开始,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贵族阶层,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渐渐衰落。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区,俺答汗无疑是重要的"引入人"。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发展达到鼎盛,藏传佛教深入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之中,并成为蒙古族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家园。藏传佛教也成为蒙藏民族间相互认同的纽带和标帜。     

语言接触在民族文化关系中的作用

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能够真实地写照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特点,承载着民族的心理意识、思维习惯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历史蕴含,语言接触具有相互制约和促进的作用.     

浅谈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日常生活民俗变迁的影响——以贵州省郎德上寨为例

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的传统形式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民俗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在对贵州省郎德上寨民俗变迁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80年代旅游开发在郎德兴起为分隔点,...     

论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每一种企业文化,都反映着一家企业的历史与管理特点,反映着企业领导人的经营管理思想及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的民族性,关注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和谐与融合,关注民族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我们建设一种全新的成功的企业文化,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必要前提,也是我们真正理解一种企业文化何以成功的前提。     

西北杂居村落民族关系的个案分析——以加入村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在急剧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民族边界随着民族间的频繁交往而更趋明显。笔者深入实地,对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加入村撒拉族、藏族、汉族、回族等民族的关系状况作了调查,分析了现今多元民族类型、多种民族文化共存地区的民族关系状况。     

地戏文化扩展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地戏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表征和丰富的内涵,在屯堡地区的扩展过程中,充当了民族团结重要使者的角色。现代化在促进地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关注并处理好这些问题,有利于屯堡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冲击与整合：城市化进程中民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基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权益三个视角

城市化进程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也是民族社区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随着部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当地的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权益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在城镇化建设中,将民族地区的社会建设与民族文化保护、民族关系稳定、民族权益保障等问题有机整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兼谈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三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巴、楚文化的遗存遗物,也有反映巴、楚、越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这些考古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对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过程表明,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既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三者相结合是研究民族民俗文物的重要方法.     

民族文化交融与民族关系研究——以甘肃省临潭县为例

文章初步探讨了甘肃省民族杂居地区——临潭县的回、汉、藏文化越界与交融现象及其原因,并结合有关族群理论得出结论:文化的交融与共享(它也是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的一种表现形式)使得民族间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互认同,并为其进一步深入交往提供了前提,但文化的交融并不能确保良性民族关系的存续。     

旅游与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以湘西芙蓉镇为例

旅游业的兴起,促进了湘西芙蓉镇社会文化变迁,主要表现在:在旅游场景下,人们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发生改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被大量征用;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外来文化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文化震撼增多.但是,民族地区在接受新的“旅游文化”规范的同时,也保持着文化的自主性,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只认为 ,“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但对其特殊关系的形成规律尚未作出具体的论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和民族的理论为指导 ,提出了语言是民族的根本特征的设想 ,并在此基础上 ,对古今中外民族演变史上较为翔实的史料进行剖析 ,客观地揭示了言语和民族之特殊关系形成的主要规律 :民族语言的形成标志着民族的形成 ;民族语言的融合预示着民族的同化 ;民族语言的消亡预示着民族的消亡 ;民族语言的换用是民族消亡的前兆 ;民族预言是民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