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梨魂》到《伤逝》爱情悲剧的审美转变

该文从悲剧审美角度分析了《玉梨魂》和《伤逝》的悲剧主题、悲剧形象和悲剧意识,并认为《玉梨魂》是传统爱情理想的挽歌,《伤逝》则传达了觉醒者爱情理想的幻灭的精神困境。这两部作品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要求,《伤逝》较《玉梨魂》更富有悲剧意蕴和现代性。     

写出人的现实困境 —— 论《伤逝》

《伤逝》的主旨不仅仅是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它更深刻的思想意义在于表现了鲁迅对于爱情婚姻问题的全部哲学思考。《伤逝》对于爱情 ,人性以及新的道德都提出了质疑 ,这是由于 ,对于人的现实困境来说 ,永远都不可能存在着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     

子君、涓生爱情悲剧新论

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问世以后,人们就对其主人公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进行了探讨。迄今为止有如下三说:(一)、社会悲剧说(或外界压力说);(二)、庸俗呆顿说;(三)、自私冷酷说(或始爱终弃说)。我认为各说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未免片面。爱情本身是个系统。鲁迅根据对生活的深刻把握,对子君、涓生爱情悲剧的揭示是多角度、多     

绝望中的希望之“虹”——论《伤逝》悲剧意识的“三位一体”

《伤逝》的悲剧意识,不仅因为有真诚的悔恨、沉重的怀念、凄凉的悲楚、无奈的分离等爱情境遇,还因为有沉重的锁链、无所附依的心灵、险恶的社会、流言的恶毒等现实困境,更因为有泪水的挥洒、爱人的逝去、理解的缺失、感动的远离等人性缺失。鲁迅在《伤逝》中,以追忆的形式,倾诉了无尽的悔恨和愧疚,抒发了高洁与美好无可奈何逝去的悲痛。《伤逝》以忏悔开场,以忏悔结束,既反映了爱情的普遍境遇,又凸显了现实的无奈,还反映了人性的缺点,而这都是人的生存困境。     

“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浅谈鲁迅《伤逝》的悲剧意义

《伤逝》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是那样的新鲜独特、意义深远。鲁迅先生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不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了悲剧的客观的社会原因，特别重要的是它表达了社会解放是个人解放、婚姻自由的前提这一卓越的思想，其悲剧意义的间离效果令人痛定思痛，并从悲哀中抬起头来，从旧梦的破灭中看到新生的曙光     

当“人必生活着”成为可能之后——鲁迅、北村同名小说《伤逝》主题的一个侧面的比较

鲁迅的《伤逝》告诉我们一种貌相：当＂人必生活着＂成为可能之后,爱情也＂必须时时更新、生长与创造＂。北村的《伤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爱情最终是虚无而令人绝望的,无法使人类心灵得到拯救。鲁迅和北村的《伤逝》中理想爱情模式的主体是不同的。面对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绝望＂,北村确立了以神性拯救为唯一的终极救赎之径。而鲁迅在现实的土壤上信奉＂绝望的抗战＂。北村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在中国语境中,却很难付诸实践。     

子君悲剧新探

厚厚的《鲁迅全集》中只有《伤逝》那几页泛起乌黑的指痕。短短的一篇小说,每每读过,都有一种新的体会,余韵袅袅,欲说还休。《伤逝》里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装束,却怎么也逃不出封建樊篱束缚的女性。悲剧性的子君倾注了鲁迅极大的心血,让我们顺着先生的脚步,再探究她悲剧的原因。子君的悲剧在于缺乏经济来源,“人类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这是鲁迅在《娜     

《伤逝》悲剧根源新探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描写青年爱情生活的小说。如同《彷徨》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它的结局是一场悲剧。那么,这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主旨何在?这是评价这篇小说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也是《伤逝》研究中人们长期探讨、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各种观点略作归纳,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意见:第一是“社会黑暗”说,即认为造成子君、涓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旧中国的黑暗制度,它不仅剥夺了这对青年的爱情自由,也不给他们以生存的权利,使他们无论怎     

浅议《伤逝》中鲁迅的爱情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当代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本文通过对《伤逝》这部小说中鲁迅先生爱情观的分析,更好地为当代大学生的爱情观指引方向。《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爱情小说,通过对《伤逝》这部小说的分析,认为鲁迅的爱情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个性解放是爱情成长的思想基础;社会解放是爱情成长的社会基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伤逝》—苦闷的象征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手记的形式,内心独自所传达的深沉悲哀,强烈的抒情色彩,都非常独特、引人注目,也令人困惑:为什么鲁迅在此时会有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为什么被“五四”风浪摇醒的青年的恋爱却以悲剧结束?为什么悲哀的调子如此深沉,这在同期作家的小说中很突出,在他自己的小说中也仅此一篇?何以子君在同居前后判若两人?半年交际,暮春同居,十月失业,冬春之交子君被接走,初春就死去,时间的进行何以这样仓促……?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探索《伤逝》的性质,鲁迅先生的生活与《伤逝》创作的关系,并据此探讨悲剧的根源及作者的倾向。     

爱情:表达虚无存在的命题——从存在观看鲁迅与北村同名小说《伤逝》

凡是真正用思想写作的作家都会穿越现实关怀的层次追问隐蔽在现实背后的人的存在的本体性意义。鲁迅及其作品有这种飞升的品质,当代作家北村也承续并衍发了这一品质。该文旨在从存在观的视角对鲁迅和北村两位作家的同名小说《伤逝》进行解读,认为虚无绝望是两个作品立意的根基,也是作者言说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爱情故事是言说虚无存在所假借的一个命题。不同的是,二者在探察最终的精神企盼时有不同的指向。     

美丽的总留下忧伤——论《平凡的世界》里的悲剧爱情

路遥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都始终不变的表现了悲剧这一主题。平凡世界里的爱情,总是充满了现实困顿的磕磕绊绊。真诚的爱情,往往要经受人们潜意识中的悲剧宿命的磨难,最后幸存的爱情几乎成了一种理想。短暂的美好和永恒的苦难相比,甜显得那么奢侈,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美丽的总留下忧伤。此文想讨论的正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悲剧爱情。     

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

社会上对贬损鲁迅的反击余音未了,又有人搬出了周作人当年的理论来解读<伤逝>,认为"<伤逝>是鲁迅意在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写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难言的隐痛".这是否定<伤逝>社会意义的说法.<伤逝>并非写"兄弟情",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伤逝》：怨弃主题的非道德化叙事

《伤逝》超越了传统怨弃型作品对两性关系的简单是非道德判断,藉由始乱终弃模式,通过弃妇子君观照出中国男性文人的人格特质,审视其爱情心理特点和审美旨趣,其中不无鲁迅私人化体验。涓生对子君的爱本质上是对理想中的拯救者幻象的爱,而他的被拯救是通过拯救（向子君启蒙）而获得。涓生是文化复合型人格的文人经典形象,旧文人的“女儿”情结和新文学青年的启蒙精神的双重价值观使他成为中国爱情文学史上的独特的真诚负心郎。     

《阿Q正传》中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书写

鲁迅笔下的阿Q短暂的一生中,一直面临着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双重困惑。鲁迅通过描写阿Q位卑身贱的社会地位、困扰一生的生计问题、悲剧收场的恋爱经历、无法实现的"革命"愿望和在麻痹愚蠢中走向死亡,从几个方面阐释阿Q生命历程中的双重困惑。而这绝非只是阿Q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这是鲁迅对整个社会、全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的一种观照和反思。     

论鲁迅小说中婚恋话语的悲剧性机制

鲁迅小说中的婚恋话语需要如何界定,它呈现出怎样的倾向?又是如何形构的?成因如何?这些问题对于重新解读鲁迅的婚恋小说无疑至关重要。其悲剧性机制形态主要有:惧婚症和性政治两个主要层面;而同时也从小说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创伤与悲剧性认知结构的形成等视角考察相关话语悲剧性机制的成因。     

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

“诗意”与“悲剧”是东西方文学艺术共有的审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都程度不等地蕴涵着“诗意”与“悲剧”这两种审美因素。这里的“诗意”首先来自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培养起来的审美和欣赏习惯,具体到作品本身,诗意既体现于语言、叙事风格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作品的整体情调、氛围中,又体现在作品的环境描写、人物塑造、民间习俗与民间艺术之中。这里的“悲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这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美好的青春、爱情、理想、追求和做人的意义、尊严以及生命自身。由于小城中多的是“近于无事的悲剧”,由于作者那哀而怒的矛盾情感,以及诗意与抒情成分的加入,使现代文学的小城小说中很少有纯粹的悲剧作品,也很少有纯粹的充满爱与美的诗意作品。     

“唱歌一般的哭声”——论《伤逝》的“抒情性”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抒情性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伤逝》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在于它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解甚至对立性解读的文本。这与读者对它的表述方式——“第一人称独白”,对小说之“抒情性”的不同理解相关。文章从“独白”与“叙述”、“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抒情内在的悖论等问题入手,试图呈现《伤逝》抒情的复杂面向和抒情主体的内在困境。     

共同背景下的异质话语——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视角差异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大师,但基于他们对乡土的意义归趋与理解方式的差异,而使其小说呈现出解构与建构的不同视角。鲁迅以"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而沈从文则以"乡下人"的眼光注视世界,缅怀边民往事,编织着理想的花环;鲁迅倾力展现现实的黑暗惨烈与人性的被泯灭,沈从文则沉浸在诗意盎然的梦中,演绎着鲜活的人性。两者的视角都有局限性,但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思考与理解,使它们具有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