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湖懋斋记盛》系民国以近的托名之作

《废艺斋集稿》中的《瓶湖懋斋记盛》残篇作者冠名敦敏,然学界于此一直存有争议。《瓶湖懋斋记盛》中的很多描写、记述均与敦敏的实际经历及清代基本制度相悖：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敦敏在山海关为母守灵,不可能分身在京居住;敦敏第一次去西山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两次去西山白家疃实为子虚乌有;史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冬之际北京只下过一场“寸余”小雪,并无“雨雪频仍”;腊月二十四日并非常朝之期,官员都已封印放假,所谓董邦达上朝和写对联给假之事实为虚构。故《瓶湖懋斋记盛》既不可能是敦敏作品,也不可能是清人作品,应为民国以近的冒名之作。     

清代新疆满城探析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等官兵驻防新疆,遂形成满城,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等地。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修建了大小城堡近四十座,新疆满城的建立,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加强清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治,保持新疆社会的稳定,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力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二)

(六) 电哈密到喀什噶尔的台站道路至于天山南路台站的安设比北路晚。以上所述,1755年(乾隆二十年)准噶尔战争重新爆发之后,天山北路、其中特别是乌鲁木齐北路台站被准噶尔军控制了(86)。这为西路清军经过天山北路再次进入伊犁地区造成了困难。因此,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军抛开乌鲁木齐北路,由吐鲁番以北额林哈毕尔罕山和喀喇沙尔西北珠勒都斯山越过天山山脉,分两路向伊犁方向发动进攻(87),并获得胜利。然而扫清了由哈密向西经过吐鲁番分别到乌鲁木齐和喀喇沙尔的道路,为乌鲁木齐南路和天山南路台站的安设创造了条件。至于天山南路的从喀喇沙尔到喀什噶尔一段台站的安设,显然是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到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期间,清朝统一整个天山南部地区的过程中成完的。起初,根据天山南路所属各台站的管辖权,把全路区分为哈密、陶赖泉、辟展、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库赤他斯浑等十区段(88)。后来,人们把它一般都以吐鲁番为中心,分成东、西两个自然区段。     

外蒙古的归属俄罗斯运动与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外蒙古的归属俄罗斯运动与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日］森川哲雄一、前言１７５５年（乾隆二十年），清朝征服了准噶尔汗国，其余波波及周边地区，引起了多种问题。例如围绕准噶尔出现的“逃亡者”问题而引起的清朝与俄国的对立便是其中之一。更为严重的事态产生于外蒙...     

疫病与秩序：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

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天花疫情。乾隆八年(1743)到九年(1744)的天花疫情发生在伊犁、乌鲁木齐、叶尔羌等地，导致了准噶尔汗国十余名宰桑身亡。乾隆二十(1755)到二十三年(1758)的天花疫情伴随着准噶尔汗国的灭亡，扩散至天山南北，导致流民四起，人口大量死亡。通过档案文书的解读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声称的清军给准噶尔带来天花的观点缺乏依据，天花在准噶尔社会及周边早已存在，并多次暴发。准噶尔汗国覆灭之际，内讧、战乱、饥荒使准噶尔社会秩序瓦解，本就一直存在的天花有了大暴发的条件，社会的失序使得病毒的传播更加肆无忌惮，又反过来加剧社会的失序，并伴随着饥荒、战火将准噶尔社会拉入深渊。     

《马关条约》烟台换约考

根据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约定，中日双方于1895年5月8日在烟台换约。本文依据当时有关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对换约地的选定、双方换约大臣的确定、双方围绕换约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换约完成的具体时间和具体的换约地点，一一进行了考证，力求还原历史原貌。     

清人视野中的英俄中亚“大角逐”（The Big Game）

19世纪中后期，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大角逐，新疆也成为两国角逐的目标之一。因此，清朝与英、俄两国围绕新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和谈判。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这场大角逐的研究论述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依据西方文献，从西方人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通过解析清朝文献，来阐述清人对这场大角逐的理解和认识，并希望能够借此对清末外交中的某些问题有更客观的分析。     

试论第四次日韩正式会谈前的预备交涉

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上台后,根据此前石桥湛山内阁与韩国方面达成的谅解,为恢复中断近五年的日韩会谈展开了积极的交涉。双方交涉的结果是,在韩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最终收回了第三次日韩会谈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所做的否认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错误的"久保田妄言"和日本对韩国的财产请求权主张。日韩双方还就日本释放被收容的韩国人(朝鲜人)、韩国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日本"移交"部分韩国文物、重新恢复日韩正式会谈等问题达成了妥协。第四次日韩会谈之前举行的日韩预备交涉,扫除了长期阻碍日韩关系发展的两大重要障碍,日韩会谈向达成妥协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交涉在二战后长达14年的日韩会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伊犁交涉中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1871年,沙俄趁我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出兵占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此后,围绕交收伊犁问题,中俄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在这一交涉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为对俄抵抗和对俄妥协两大派别。抵抗派的主要人物是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批具有爱国心的地方官吏和京师的“清流”;妥协派则以一贯奉行对外投降主义的李鸿章和朝廷中的奕訢、沈桂芬为代表。而高踞于清朝统治集团顶端的慈禧太后,从维护自身的统治权力和利益出发,     

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西北界务谈判与西方地图使用——以光绪年间两次中俄西北界务谈判为中心

清光绪年间 ,中俄在西北有过两次界务谈判。当时的中方交涉者曾纪泽、许景澄等人缺乏来自国内可靠地图的有力支持 ,于是 ,出现了交涉中对于西方地图的使用、译介与研究 ,并由此引发了对传统地理学的反思 ,促进了近代地理学的产生。     

从驻藏大臣的设置看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

清朝前期对西藏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顺治、康熙时“政教分立”的间接管辖时期 ;(二 )康熙末年开始向西藏派遣官员至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 ,由间接管辖过渡到直接管辖的时期 ;(三 )乾隆时“政教合一”的实行与各项管辖措施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张荫桓与中美限禁华工谈判

华工问题是影响晚清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1887到1888年间中美就限禁华工赴美进行了谈判．张荫桓作为当时的驻美公使负责了中方的谈判．虽然双方就该问题签订了条约．但因为各种原因．条约未为双方批准生效。     

从沈阳故宫宫殿建筑看满汉文化的交融

以清初、清代中期沈阳故宫各主要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时期建筑格局、建筑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沈阳故宫宫殿建筑是以中原地区传统的宫殿建筑为本,使用汉族工匠和传统材料、工艺而建造,宫殿建筑将满汉文化融合一体,反映了满族发展进程中对汉族文化的继承与兼容。     

乾隆时期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相关诗作研究

乾隆帝和他的臣子纪昀、徐步云等人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维度、视角和空间,以不同的情感对亲历的土尔扈特部回归事件进行了文学上的典型性抽绎和浓缩,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和张扬凸显了这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盛世气象。将三者的诗篇集合在一起,连贯起来看,恰好实现了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文学式的全景覆盖,故而笔者认为其具有诗史的价值。     

康雍乾三帝在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他者”形象

康雍乾三朝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清代统治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正值世界舞台上欧洲诸强开始崛起的时代。即便当时的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西文明依然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而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康雍乾三帝形象,则是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     

封建官绅与近代教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真正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封建士绅与官吏。本文试图通过对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反洋教斗争(即教案)的原因、形式以及所处的地位作一综合剖析,将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     

从《乾隆朝上谕档》看乾隆帝的驭臣策略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