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特殊关系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需处理好的特殊关系,即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关系;党委会、工会、纪检会与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关系."新三会"和"老三会"在国有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可通过"三个结合"来协调和规范"新三会"和"老三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特殊关系.     

浅析《公司法》修改后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公司法》虽几经修改,但有关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规范仍有诸多不足,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推动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推进政府与企业的实质分开;发挥"新三会"与"老三会"的作用;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制度。     

坚持“六个结合”,创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

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坚持法治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制度管理与学生自我管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权力影响力与非权力影响力、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等"六个结合",创新学生管理工作方法,从以教育、管理为主向教育、管理、服务三位一体方向发展。     

“十二五”中国人才管理面临五大挑战——甲骨文全面助力知识型、创新型人才体系建设

<正>4月19日,甲骨文人力资本管理媒体沟通会在北京举行。甲骨文公司大中华区人力资本管理总监叶天禄表示,"十二五"规划对中国人才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期望与要求,甲骨文将以其全面、开放、集成的人力资本管理(HCM)软件产品帮助企业应对"十二五"规划人才体系建设需求,强化企业创新培养体系、能力发展体系和优化配置体系,深     

“一带一路”境外企业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与对策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中资境外企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也不断凸显。战争冲突、恐怖主义、贸易争端、政策变动等影响境外企业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使我国境外企业面临的投资环境不断恶化。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因此亟待加强"一带一路"境外企业的安全保障工作。本文在分析现实与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并设计了"一带一路"境外企业"双险三控"的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双险"识别机制、评估机制与控制机制。同时,还提出通过采取安全保障教育、制定安全保障预案、建立安全保障组织体系、完善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形成多渠道保险体系等措施来加强对"一带一路"境外企业的安全保护。     

精准扶贫中驻村“第一书记”的权责匹配冲突及耦合

权责匹配与驻村"第一书记"在精准扶贫中主体性作用发挥程度相关联,决定着精准扶贫实效。文章通过对精准扶贫中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匹配案例的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存在权责匹配冲突现象,驻村"第一书记"承担较大责任但拥有的权力有限,主要表现为需要对精准扶贫实效承担责任但仅仅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节具有领导权,缺乏精准扶贫政策实质决策权,且领导权呈现"先天不足"态势。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匹配冲突主要受领导理念、路径依赖与组织结构三重因素影响。倘要化解精准扶贫中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匹配冲突,应由集权式管理向分权式管理转变,由"尖"型组织结构向"扁平"型组织结构转变,创新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机制,重厘驻村"第一书记"扶贫责任与追责规则。     

现代股份公司在中国规范化发展研究

作为股份经济运行的载体，现代股份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机制即法人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法人组织形态、法人产权安排、法人治理结构三方面内容。在我国，股份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应着重解决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层次及国有股权配置、“新三会”与“老三会”关系、代理经营者的职业化诸问题，建立和完善对代理经营者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     

国家变革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以阿根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为例

从制度主义角度看,国家的制度变革涉及到正式制度(规则)的改革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变迁。然而正式制度的重新设计,受制于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与非正式制度产生各种不协调甚至冲突。阿根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家变革中,经济自由化政策与传统的"民众主义"非正式规则发生了冲突,政治民主化政策促使传统"地方庇护主义"非正式规则不断强化。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并最终引发了国家危机的产生。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冲突及化解路径

运用"冲突—整合"解释性框架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冲突、权力主体与权力作用客体的冲突、制度权力与非制度权力的冲突。而现行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为发展性整合,具体以民主协商、权威互补、利益关联等途径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发挥冲突的正向作用、厘清自治与行政的关系、将非制度权力主体纳入现有治理体系中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治理路径。     

论企业组织逻辑与战略“陷阱”

企业组织体系是由各个不同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 ,其演进变化有着自身的客观必然性 ,组织逻辑正是这种内在规律的反映。现实中 ,存在不少企业发展战略与组织逻辑相互冲突的情况 ,战略上存在“陷阱”。企业战略要求组织体系适应并支撑 ,反过来 ,组织系统也对战略产生影响 ,两者应相互适应、相辅相成 ,才能使企业运作健康发展 ,企业战略也才能顺利实施     

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取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接受、发展、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新营养、新见解和扬弃旧事物、旧思想的辩证否定过程,也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过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空间的拓展,新媒体的能量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并将更为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经济模式乃至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新媒体技术下传播功能的彰显、传播机制的优化以及传播模式的创新,赋予了新媒体实践下马克思主义传播新的取向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的模式的建构,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传播和普及。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三个代表"的时代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包含丰富的哲学内涵,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三个代表”是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亦即思想方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三个代表”思想是实践向理论的飞跃,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脉的最新发展。     

多媒体并存格局下舆论引导的内在机制探析

舆论引导是我党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党报的舆论引导到网络舆论监督,舆论引导已经从人类社会特殊历史时期才出现的重大的思想和理论变革运动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化、常规化、常态化的内在要求。在多媒体并存的新格局下,舆论引导的内在发展要求是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保障受众的知情权,加快传媒集团顺利转型、及时转换思想观念,加快以"受众本位"为理念的新闻传播平台的建设,让政府、媒体、受众三方在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和谐共处,在更深层面上则体现为现代文化模式对传统文化模式的突破和更新,通过文化创新完成对社会现实的文化形态的整合和理性重建。     

中国新文学之源——重解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胡适终生所坚持的民间文学观,其思想特点大致是:民间文学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异质同构的总体系统中,与庙堂或贵族文学处于相对立而又有联系的位置;民间文学既有原创主体又有修改主体,而经过修改的民间文学往往出现原创性与变异性两种形态;文学进化链条所展示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主要是指平民百姓原创的民间文学,也包括“高尚作家”创作或修改的民间文学;就语体来看民间文学亦是白话文学,白话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下的资本”,其中则有白话文学.胡适的民间文学观虽然对贵族文学存有绝对否定而对民间文学又有绝对肯定的偏向,但是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在实践上的对“五四”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建设的指导意义,及其对后来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光大的效能,都应给以重新估价.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特别程序——再谈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刑事和解制度首次纳入特殊程序范围,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切实运行而不空为一纸规定,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存在基础予以明晰,同时进一步完善其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刑事和解程序化解当事人矛盾、弥补受害人损失、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根本目的。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建设新时代生态综合交通强国——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思考

中国交通运输的阶段性迈进支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进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回答在新时代怎样建设交通强国这一关键问题,为交通体制规划与创新提供理论的引领与支持,解决政府、企业在交通决策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基于文献研究法和FSO三维综合交通运输理论,回顾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发展,总结了1949年以来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改革历程,提出了综合交通体系的阶段论,构建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是综合交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理论内涵是从功能、结构和运作3个维度符合社会经济协调和友好发展要求的交通体系;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需要贯彻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掌握好交通产品创新、交通工艺创新、交通市场创新、交通资源配置创新和交通组织创新,注重交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协调性,为交通强国提供绿色驱动力;只有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国际、城际、城市交通的绿色发展,促进交通企业组织、硬资源、软资源的绿色发展,推进规划、映射、弹性机制的绿色发展,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绿色发展的交通强国。     

“文化资本”理论下的现代教育问题解读

文化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分为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标签。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囊化资本的两种再生产方式。受化资本发挥着一种遮蔽的功能，达到“炼金术”的效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区隔”的德蔽化和合理化。利用相关理论，对经典故事和现实问题进行解读，可以为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关系、政策内涵及实现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与突破,其内涵丰富。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宅基地产权变迁的回顾,分析了宅基地“三权分置”下的权利关系,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框架,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内涵进行阐释。从政策本质上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重塑集体所有制下的宅基地产权结构和权利体系,以完善和丰富宅基地权能,实现多元主体共享宅基地产权。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包括: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权能;重塑宅基地产权结构,保障农户享有更完整的宅基地权利;推进社会主体共享宅基地使用权,促进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     

韩拙《山水纯全集》对前人画论的引用与发展

宋代开始，一些绘画评鉴大师为了集画论之大成，多把前人画论抄掇一遍，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最具代表的是韩拙的《山水纯全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此书“抄袭”之处较多，并随意修改原著，态度很不端正，学术价值较低。然而，韩拙虽然“抄袭”很多，但有些思想却是对前人画论的再发展，意义重大。韩拙在郭若虚“三病”基础上“召匡”病的提出，在王维“意在笔先”思想下的“预想目前”、“笔法推之”观点，以及对荆浩“四势”、“六要”的新解和新“三远”的阐发，都是他有意对前人理论的思考和创新，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