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SSCI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唐宋诗之争中的“温柔敦厚”说

本文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对唐诗、宋诗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美观照,就唐诗、宋诗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差异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发表了许多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诗学见解,既丰富了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宝库,又促使了诗歌批评的不断深入、完善。     

清初文论对“温柔敦厚”的拓展性阐释

清代初期,一批儒家学者对温柔敦厚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们认为,按照传统诗教的要求,诗歌的表达形式可以温厚和平委婉含蓄,但在内容上则不必如此拘谨,激昂慷慨、哀痛怨怒的情感都可以表达,愤而不失其正无违于温柔敦厚。拓展性阐释的发生与明末清初儒学的反思思潮以及清初士人的个体经历、元明两个时期以来温柔敦厚的保守性阐释状况密切相关。拓展性阐释不仅丰富了温柔敦厚的内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传统儒家士人与天地同其大的人格理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发掘诗教传统 陶冶学生品格

"诗教"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一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多元化的今天,当诗歌所承担的道德伦理意识,逐渐变得无关紧要时,诗教重提就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是针对当代大学生特别注重物质化的生活追求和功利化的价值取向的现状,更必要发掘诗教传统使其提高其自身的道德品质。     

论以诗为教的产生与诗教观的确立

诗教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诗经历了从“神坛”走向了“政坛”的工具化转换和教化功能由作为礼仪仪式的组成部分向个人的道德修身上的功利性转换,最终使诗教淡化了文学性,凸显了政教性,致使在汉代诗教观得以确立,完成了它的嬗变过程。     

儒家诗教原则在明清时期的总结

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异,出现启蒙思想,但中国思想文化坚持了以儒学为基干,兼综道、佛的三维结构。诗教思想虽然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但依然信奉儒学传统,这表现在论文崇“道”,提倡“兴、观、群、怨”,文论家多讲“性情”等方面,其代表人物王夫之的文艺理论具有这一期的鲜明特点。     

“思无邪”与“温柔敦厚”辨异

本文通过对孔子诗学观和汉儒诗教观的对比,指出了儒家诗学在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不同特征,廓清了学界沿袭已久的陈说。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对“诗教”传统思路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革新。孔子重新整理和删订了“诗教”的教材,针对贵贱、贫富、善恶、性情等可能存在差异的不同对象,实行因材施教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孔子的“诗教”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     

孟子、荀子的诗教观

继孔子之后,继承并发展儒家诗教的则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作为孔子后学中的代表性人物,对诗教传统发展的学术贡献也是最突出的。本文将孟子和荀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述,目的是想于二者之间的共同点看诗教传统的传承性。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看诗教传统的发展性,而由差异性而呈现出的发展性对于诗教传统的发展来说,意义更大一些。     

王夫之《落花诗》政治意识浅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落花诗》政治意识形成的原因:一、诗人在诗学上对诗歌"匡维世教"的社会功用的强调,及对"外周物理"、"情景相和"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二、明清之际士大夫独特的政治情感与落花摇落、萧索的物理特征的契合。最后通过文本解读,并对落花诗中蕴含的政治意识作了简单的分析和概括。     

“兴”与王夫之的诗学观

"赋比兴"论--王夫之的"诗道性情"观 "赋比兴"在王夫之那里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创作本体论的高度.他经常以"比兴"论诗道:"直甚,乃其兴比相关处全不浅遽,当亦婉曲绝伦."①"兴赋比俱不立死法,触著磕著总关至极,如春气感人,空水莺花,有何必然之序哉?"②"起四句即比即兴,妙合无垠.通首序次变化而婉合成章"③等等.如果诗用"兴"用"比",则自然诗意无限,妙趣横生,有无"比兴"则成了能否作诗的标准.单就"比兴"作为作诗之法而论,船山就已超越前人,因为用"兴比"与否更多通向的是诗的本体--自然之趣的灵动生发、妙合无垠、以婉曲见胜的中国艺术精神.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皎然“诗教”说暨《诗式》创作动机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这层意义在字里行间及编排体例上都有充分表现。他教人写诗并非是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王夫之的八股文观

八股文内部存在高下不同的品住，是明清相当一部分文人反复申明的事实。王夫之在把握八股文高下不同品住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八股文要在“代圣贤立心”的基础上“代圣贤立言”：肯定了认题对畅发文题意蕴的重要性；反对八股文的过分格律化；在八股文的章法上，抨击“死法”。提倡活法。他的这些观点对令人不无启发意义。     

孔子诗教中的诗性意识

孔子诗学是以诗教有核心的,在孔子诗教中体现了诗性意识。汉儒以“经”解诗,诗性之汩落了。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