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     

尊经卑史——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与北宋后期史学命运

尊经卑史是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中,这一学术思想被严重扭曲、变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新党打击旧党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为北宋后期的史学进程带来厄运。     

北宋天台宗的放生实践——以慈云遵式、四明知礼为中心的考察

放生是佛教慈悲济世精神与和谐共生理念的集中体现。中国佛教的放生实践与天台宗僧的推动密切相关,北宋初年天台宗代表人物慈云遵式、四明知礼利用与精英士大夫的交游,先后促成了将杭州西湖、四明南湖立为放生池的善举,开启了佛诞日放生为皇帝祝寿的先河,使放生活动逐渐扩展为一种政治传统与地方民俗。此外,遵式《放生慈济法门》、知礼《放生文》所制定的放生仪轨,也为后世的放生实践提供了较为规范的范本。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典雅与俗艳——朱彝尊《沁园春》写艳诸作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评价

刘过以《沁园春》二首写艳,在词史上是一个新的题材。至明末清初,得到词坛的广泛接受,其中,朱彝尊可能并不是最早的尝试者,但是,由于他具有词史的发展意识,因此,他的作品成为后世人们评价当时这一风潮的代表作,其主要表现是才学化,并且注重描写刻画,力图从不同角度凸显描写对象的特色,从而以创造性的心态,展示了清初词学复兴的一些基本追求。在当时的词学环境中,特别是针对明代以来词曲不分的现象,朱彝尊的这类作品具有一定的雅的追求,也得到清初人的称赞,认为是"典雅"。然而发展到清代后期,尤其是常州词派兴起以后,看法就完全不同,人们往往以"粗俗"予以批判。这也反映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概念,都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     

徐火勃的《红云社约》与红云诗社——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闽中荔枝大熟,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谢肇淛与徐火勃结餐荔会,组织红云诗社,徐火勃作《红云社约》。社友频繁聚会城中名胜,遍尝佳品,作品甚多。荔枝,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以来文人津津乐道,蔡襄为作《荔枝谱》,到明代已形成荔枝文化。《红云社约》是一篇有特色的小品。红云社是一个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很能体现文人雅兴的诗社。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新视域下的新成果——评《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有两种维度：一是横向的开拓延伸;一是纵深的钻研挖掘。前者往往带来一个新领域或课题,筚路蓝缕,自是厥功甚伟;后者则可以带来一个新的研究境界,它不仅需要深考精研的功夫,更依赖于“问题意识”的重构。程芸博士的《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一书无疑属于后者。阅读该书,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在于其强烈的问题意识。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北宋初年惩贪措施述论

宋初 ,太祖、太宗针对官场严重存在的贪污问题 ,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 ,在体制上 ,削夺地方财权 ,限制地方官员无度贪污的条件 ,禁止官员以权经商 ,加强国库管理 ;在监察体系的构建上 ,注重严格选择监察官员 ,建立举报贪官的奖励制度 ,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在打击贪污方面 ,从严立法 ,从严执法 ,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一些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的。同时北宋初年惩治贪污也有其有限度、不彻底、不全面的局限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论农具诗在北宋的发展

农具诗产生于北宋,并且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北宋规模较大的农具诗创作主要有两次,其一是孙端、梅尧臣、王安石等人的组诗创作,其二是满执中与王令的组诗创作。北宋的农具诗中,吟咏水车的数量较多,诗中描摹水车形象、突显水车功用和引发对汉阴丈人的评价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代表了农具诗的基本特点。农具诗在北宋的产生和发展,跟"宋诗"的演化、中国咏物诗的发展以及"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的农具诗不仅推动了"宋诗"的生活化,推动了后世农具诗的发展,即使对当代农具诗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北宋馆阁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论略

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宋代精英文人的群体生存状态及宋代馆阁制度对文人的深刻影响。结论认为: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丰富,构成北宋馆阁文人生活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虽然馆俸薄少,但这并不影响文人推崇馆职的热情,因为一经此职,遂践清途,跻身名流。馆阁的诱惑——蓬山藏室、育才之府、文人渊薮,使得文人士夫在学问、仕途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生活的压力也在宴赏赋咏、切磋论艺、交游往还、戏谑调笑、恩宠优渥中得到了某些淡化和消解。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论徽、钦二宗北迁时期的文学创作

靖康之难后,徽、钦二宗被掳北迁。徽、钦北迁时期皆有文学创作活动,真实地记录了他们流亡时期的生活实况和精神状态。徽、钦北迁时期的作品主要有诗、词和谢表等,其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抒发亡国之痛和流离之苦,这主要体现在徽宗的部分诗歌和钦宗的少量词作中。二是徽宗那些倾诉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小词,是李煜词的异代回响,但其境界和感染力远不能和李煜相比肩;三是徽钦的应命之作,主要是谢表,反映了女真贵族对徽钦为首的北宋皇族的凌辱。     

论北宋职役的财政属性及其影响

宋代,职役已深入到国家财政、行政、治安等方面,成为国家机器运行的客观需要.职役具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采用强制手段,将部分财政支出、财政欠收的风险以及财政运行和调度的成本,转移给应役民户的财政属性.职役的财政属性在为国家节省大量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了应役户的负担,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