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我于1986年秋季来到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学习,在选修世界史研究班课程的同时,兼任本科生的“世界文明史”课助教,故有机会了解到夏大世界史教学的情况。去年12月,指导世界史研究班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写了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World History一文,提交在华盛顿举行的1987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及篇幅都很适宜于用作向国内学者介绍美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最新动向。在此只是想就美国学者对世界史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稍加说明。作为国内历史系的基础必修课的世界史,通常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这一点颇令美国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如此之大,不同时讲授中国史的“世界史”是不能被称为世界史的,正如美国大学的世界史课程必须包括美国史一样。国内世界史教学的这种课程格局,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中国学生应对中国史有特别详细的了解,因此,中国史应属于另一专门的课程。这种安排虽是事出有因,但“世界史”课名实不相符的情况,既不利于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之发展,亦无助于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事实上,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并不排斥更为专门化的中国史课程,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亦极须增加与研究外国史的学者的交流。美国世界史教学可分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层次。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教学目的。在夏威夷大学,“世界文明史”是文、理、工等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授课时间为一学年,每学期三学分。美国学者认为历史知识是公民的基本教育之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素质”,(responsible citizenship)之基础。在美国的其它大学,亦有以“西方文明史”与“亚洲文明史”两门课之结合来服务于同一目的。这种将世界历史推广到如此普遍程度的课程设置,很值得国内学者参考。因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有专门知识的人材,而且还应使受教育者略为了解世界的过去与其现状、未来的关系,从而成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较能把握正确方向的决策人或执行人。同时,普及世界文明史的教育,当然亦有利于扩大或充分发挥历史学系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学术研究与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美国大学中“世界史”的涵义亦与国内历史系必修课的世界史稍有差异。前者不是简单地在内容上包揽全球性历史,而更多地侧重于寻找及应用新的、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宏观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是选择那些具有国际性影响、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的历史现象或运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以下的译文中,本特利教授凭其敏锐的观察力,论述了世界史学科的性质,概括了当前美国世界史研究的五大主要研究方法体系或动向:比较史学、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分别在生物·生态学或人类文化学与人种学影响下形成的两个交叉学科性的新研究方向。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夏威夷大学世界史研究班(seminar)的教学目的、细节内容,以及世界史领域研究的前景。本特利教授自1976年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发表过十多篇有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文,并已出版两本专著《人文主义者与圣经:文艺复兴时期对〈新约全书〉之学术研究》(Humanists and Holy Writ:New Testament Scholarship in the Renaiss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政治与文化》(Politic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Napl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他讲授的本科生课包括:世界文明史(上、下学期)、文艺复兴(1300-1500)、宗教改革(1500-1600)和欧洲之扩张(1500-1900);指导的研究班课为史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世界史。此外,他正在写作两本新著。一本的主题为1500-1900年间欧洲与非西方文明之接触与交往;另一本则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现实主义思想家(如韩非子、Kautilya和Machiavelli等)。他的论述史学编纂方法的《二十世纪之世界史:三个发展阶段及研究前景之展望》一文亦将问世。     

试论周谷城研究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两大专业队伍。但自从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后，这两支队伍长期以来几乎一直都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很少相互交流和互相交叉——搞中国史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8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几乎都不包括中国史，这可以说是中国…     

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編写問題的討論中,比較普遍地提到,“史学史还是一門新的学科”,“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門有待建立的学科”,認为現在編写的中国史学史,“应該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嶄新面貌”,有的同志并且認为,“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資产阶級的史学史,需要建設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西魏之亡当在何年

西魏灭亡之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几部影响较大的史学著作,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均作557年;一些也具有相当影响的工具书,如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河南省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年表》、《辞源》的“南北朝”条下所列“南北朝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附录的《我国历代纪元表》则作556年。二说歧互,孰是孰非?征诸史料,不难作出判断。《周书·帝纪第三》于“恭帝三年”下曰:“魏帝(即恭帝元廓)……庚子,禅位于帝(即周孝闵帝宇文觉)。”又《北史·魏本纪第三》曰:“十二月庚子,帝逊位于周。”可见西魏灭亡的确切时间在     

关于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元史研究有了引人瞩目的进展。我们已经有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元史研究队伍,先后成立了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七九年)和中国元电研究会(一九八○年),并分别召开了几次年会,在组织推动元史研究,交流元史研究信息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应当提到的是: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专著、论文集、若干外文史料和论著的汉译本,创办了专门研究元史(包括蒙古史和北方民族史)的刊物,发表了不少有创见有水平的研究论文。专著如《中国通史》第七册(内容主要是元代史)、《中国史稿》第五册中的元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元史》卷,《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择》,陈高华同志的《元大都》,高文德同志的《蒙古奴隶制研究》,等等;闻由已故韩儒林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元朝断代史专著《元朝史》也即将出版,论文集如《蒙古史研究论文     

怎样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杭州大学历史系部分世界史教师座谈述要

社会主义中国学者编写一部多卷本《世界通史》,必须突破世界已有同类书的模式,摒弃唯心主义与教条主义,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这是我国史学工作者多年来的愿望,也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和十分艰巨的工作。杭州大学历史系部分世界史教师为此召开过“怎样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座谈会。现将座谈会上的发言,择其要者,归纳为几个专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初探

《邓小平文选》三卷的出版,为我们的党和人民提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十年(1982—1992)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邓选三卷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认真领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不搞争论”即为其中之一。在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的热潮中,邓选三卷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已有大量的文章阐释,然“不搞争论”这一被邓小平视为自己一大发明的新思想,至今却鲜有人论及。不少人——包括我们宣传、理论界的同志对邓小平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天朝田亩制度》废除私有制吗?

<正>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天朝田亩制度》要废除私有制的提法由来已久,而且它往往又与平均主义混同一起,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思想。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在分析这一制度性质时说:“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是一种空想”(《中国史稿》第四册第29—30页)。罗尔纲先生认为:“太平天国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采取平均社会财富,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     

黑龙江学人

赵连泰，1924年生。先后于长春法政大学、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与日本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东北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曾多次应邀赴日本各大学讲学与学术交流。科研成果约1000万字。曾四次获教学优秀奖。主要专著(含合著)：《世界通史纲要》(三卷)、《日本史辞典》、《日本历史人物传》等；主要译著：《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满洲国史》(三卷)、《近代日本关系研究指南》、《张学良传等》；主要学术论文：《日本人起源研究论述》、《日本…     

百年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及其相关问题辩证

自民国元年《新教育方针》颁布,湖南宁乡人傅运森以国文编撰《东西洋史讲义》以来,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的发展与建设已经走过了一百个年头。《东西洋史讲义》结束了国人在国文和经史领域之外的诸多学科大半采用外人译本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学人在不同时域有过不同的建树,为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作出许多贡献。时至今日,以科学方法与近代范畴为基本要素,厘清中国世界史编撰走过的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在珍惜中国世界史研究伟大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编撰体系,不仅具有时代定义,亦有学术研究上的紧迫性。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认同--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二届年会暨中国史学会世界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综述

2005年11月1日至4日,由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组委会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二届年会暨中国史学会世界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历史中的文化交往与民族交融”、“全球化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研究”以及“中外世界历史研究范式转型和重要问题”等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与世界历史体系构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世界史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日本学者对五四运动提出新看法

日本学者松尾尊充在《世界》1988年第二期发表《五四运动与日本》一文,指出:五四在中国非常受重视,被认为具有划分中国史的现代与近代的划时代意义,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出发点。但是近年来日本的五四研究出现了一种新倾向。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史再探讨》对中国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否认五     

史学研究新趋势高层论坛

2011年9月3日,浙江大学历史系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编辑部在杭州联合主办了史学研究新趋势高层论坛。参加此次论坛的有《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献》、《文史》、《安徽史学》、《民国档案》等国内十余家重要历史学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以及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代表。各位主编、编辑针对历史学新近划分成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直书实录与求真探原——中西方古代史学方法论之比较

中国与西方史学各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两大史学类型,中国史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显示出众多的共同特征,也形成了各各不同的鲜明差异。中国史学萌生于夏朝,创立于春秋战国,大盛于汉唐两宋,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史坛的前列。用梁启超的话说,“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元明清以后,中国史学衰微迟滞,始终徘徊止步于原始初级状态而没有发展。在这同时,原先在史书卷帙和史家数量上远远落后的西方史坛却后来居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点燃的萤光爝火,经马基雅维里、维柯、兰克诸大师发扬光大,最终在十八、十九世纪放射出耀眼的奇光异彩。中国史坛两千多年间史家辈出、史著如林,为什么始终停留在《左传》     

李约瑟治史论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开启了他本人和本世纪汉学界“最为庞大的事业”。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李约瑟的治史方法,不了解李约瑟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所得的李约瑟哲学”,便无从理解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朽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本文想就李约瑟的治史方法作一些探索。     

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唐高宗昏庸懦怯,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陈寅恪说“高宗本庸懦之主”,岑仲勉说唐高宗“昏庸”,范文澜说唐高宗“昏懦”,类似看法不胜枚举,因而唐高宗在唐史中的地位几乎完全被抹熬。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从655至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近年出版的十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长达九十余万言,提到唐高宗     

本刊作者乔治忠教授学术成就简介

乔治忠,男,1949年生,天津市人。师从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教授,1991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学术带头人。乔治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撰有《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994年)、《中国史学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