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

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进入了形象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宇文所安通过对唐诗的翻译与阐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唐代文学文化世界,而孕育其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更是富有创造性特质。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探究宇文所安文论中所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生成方式以及形象建构的意义。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西方刚刚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和文学研究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非常灵活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纂都有启示意义.     

《全唐诗大辞典》序

近２０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成就卓著的领域，取得了远过前人的显著成绩，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一员，我对此确是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好几年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填补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虑，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表现出相当的深度和力度。二、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密，表明不少研究者在踏踏实实地做工作，努力使理论研究基础更加扎实可靠…     

《聊斋志异》“花妖狐魅”中的史实与话语建构

对《聊斋志异》女性狐鬼形象的解读视角,历来集中在性别话语或文学赏析上。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探讨蒲松龄塑造花妖狐魅的具体语境与文化价值。《聊斋志异》的非现实女性形象,是由明清病态审美观发展而来的,蕴含着此前文学作品难以处理的现实题材与人类经验的内容。主要观点有三:一、虚幻女性可以达到"妍质"的极致,身体极端轻小以迎合病态的文化审美,可以具备现实女性缺乏的文化修养。二、狐鬼的风流放诞隐喻了民间的性越轨风俗,虚幻的人物体现了民间原始欲望和粗朴的底层生活。虚幻使不合乎礼法道德的人事,取得了合法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这是《诗经》以来萎缩的文学表现力的再扩展。三、从文化史的综合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有助于更具建设性地理解和阐释其中人物。     

20世纪下半叶韩国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量化考察

20世纪下半叶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受到外在社会局势的不利影响,成果量一路上行,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上一个台阶,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增速明显加快。韩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作者队伍规模不大,八、九十年代每年有成果发表的常规作者也就是三、五十人,大量作者是"快闪"的"票友"。从变化历程来看,半个世纪间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前低后高两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年产成果量较低,作者队伍规模较小,活跃作者中以李丙畴最为杰出,最受关注的作家是盛唐三大家:杜甫、王维和李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年均产量提高了三倍多,作者队伍的规模也大为增扩,其中柳晟俊最为活跃,个体作家研究中杜甫的关注度依然最高,有关唐代作家影响研究的成果最堪关注。     

唐人行旅的五个三角形及其文学意义

唐代长安、洛阳、太原、成都、江陵等五个建过都的中心都市,中间都有交通路线相通。由其中的任意三个城市互相连接,即组成一个个唐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圈,在唐代共有五个这样的"交通-文学圈"。这一研究揭示出唐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特点,有利于考察都市、交通和文学的关系。     

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今年四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洛阳召开。会上,大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对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展开了争鸣。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如何推进唐代文学研究的讨论 1.关于开拓研究领域。代表们普遍认为,唐代文学研究应继续加强薄弱环节。对散文、骈文、小说等的研究,对二、三流作家的研究,应进一步引起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唐代文学宏伟     

“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本文在深入把握 2 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即 :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 ,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而我们以往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过于强调所谓的“理论思想” ,忽略了小说的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以“小说学”为观照视角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 ,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 ,将中国小说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 ,从而勾勒出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     

两种视角看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

一、文献学视角四川大学的祝尚书先生继《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后,又推出其姊妹篇《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对宋代文学文献的历史遗存状况和现有的版本目录资源做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实在是厥功甚伟!这两部力作的出版,标志着宋代文学文献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的万曼先生所著《唐集叙录》,对唐代现存别集的版本源流做了全面清理。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一直期待着有同样的著作来董理宋代文学文献。如今有了祝先生这两部书,至少在文献的版本目录研究方面,宋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究有了一比!…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中国古代文史的分合

神话是人类重要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是每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起点与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文化就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周代起,便对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改造,以至形成其他国家难以与之比肩的历史文学。这种历史文学发展至《史记》,文史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美。之后,文史逐渐易辙,然而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已打上了“史”的印记。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唐代文学繁荣现象的传播动因

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唐文学的传播置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予以审视,同时,分别从文学传播主体、讯息、传播手段、受传者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分析唐代文学传播条件的改善及其对唐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期说明唐代文学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繁荣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唐代民间家训考述

唐代是我国家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家训文献发展史上的成熟期。在唐代由于帝王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积极推进与完善科举制度,大力提高妇女地位等多重合力与原因,使得唐代家训文献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一时期的唐代家训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不同人员从多角度对家训的内涵给予了深刻诠释,尤其是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的民间家训更是由于内容通俗易懂、形式喜闻乐见而受到广泛推崇与关注。本文对唐代民间家训文献进行考证,包括作者生平、家训内容、流传、影响等各个方面。     

孔融作品用典的文学史意义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是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用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试论“否定主义文学史观”

"否定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穿越,呼唤文学史家回归到独特性而不是规律性;以"经典关系结构"代替文学的"文化时间结构",最终建立一种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这使其成为一种很有学术潜力的文学史观。     

黄土的意志——20世纪80、90年代的"晋军"、"陕军"现象

山陕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各领风骚10余年,已构成一种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山陕文学的崛起是先秦文化和汉唐文明在当代的复兴形态,也是对古代地域性优势文化的另类纪念方式.山陕文学都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两地作家均表示过对亚细亚农耕文明具有发言权,对生命力的强烈关注,构成了两地文学的一致惯性.深厚的黄土文化与黄河文化情结是两地文学的另类特点.两省地域文学和文化也有不同之处.山西文化包括了雁北忻州地区的佛教文化区、晋中地区的晋商文化区以及晋南地区的黄河文化区.陕西文化也分为陕北文化的黄土文化区、关中一带的巫道文化区、陕南的川蜀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区.陕西文学的宗教归依是神道与巫觋文化,山西文学的宗教支点在于儒家与法家思想.山陕地域的文学和文化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延续了黄河文明的强大文化自信力,同时,两者共同勾勒出了一种混沌蛮荒的北方意志,为北方腹地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文化性探索和精神层面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