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犯罪的法律规制

贷款犯罪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严重破坏,它导致和加剧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使金融活动不能正常安全有效地运行,进而引发和加大金融风险.试图通过分析借鉴国外金融犯罪的有关立法,提出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以便有效的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平稳运行.     

金融犯罪特征及其防范

一、金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财产利益,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1997年3月修订的刑法典中,金融犯罪被分为两部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从总体上讲,金融犯罪属经济犯罪中非常严重的一类犯罪,具有经济犯罪的一般特征,即都具有贪利性。其次,金融诈骗罪又实属于诈骗犯罪中的一类特殊犯罪,它也具有诈骗罪的使用诈骗方法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一般特征。金融犯罪除具有上述总的特征外,还有八个具体显著特征。1·犯罪对象的特定性广义地说,经济类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特定财…     

论期货犯罪

期货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层次的运行形式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持 ,所有期货犯罪行为都是对国家期货市场管理秩序的严重破坏。期货犯罪的主体十分广泛 ,这在其他犯罪种类中是少见的 ,刑法修订只是简单地用证券犯罪的条文来套用期货犯罪 ,不完全恰当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认定

面对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学术界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界定存在补充修订之必要。重新准确定义金融诈骗犯罪,对于认定、惩罚这种犯罪,进而防范犯罪,维护经济秩序、金融秩序,以及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认定金融诈骗罪,有利于制度建设,进而有效防范金融诈骗。     

析金融诈骗侦查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公共财物,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在侦查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多样,犯罪主体比较复杂,在认定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就金融犯罪侦查中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探讨。     

试论金融诈骗罪

我国1979年刑法中只有诈骗罪的规定,而没有专门规定金融诈骗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了集资诈骗罪等有关金融诈骗罪。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肯定了《决定》的一些情况,增设了很多新的罪名,并在分则第三章中专设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本文通过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司法界定、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阐述,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认识,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打击和预防金融诈骗罪。     

金融诈骗罪的成因及其立法完善

金融诈骗罪是修订后的刑法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的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较为常见的犯罪之一。本文对金融诈骗罪的特征、成因、对策以及立法完善的构想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析金融诈骗侦查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公共财物,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在侦查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多样,犯罪主体比较复杂,在认定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就金融犯罪侦查中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探讨.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及其建构

犯罪被害人问题是伴随着犯罪问题而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然而它却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社会问题。在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严重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通过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依据法律程序,对重大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的金钱加以救济。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犯罪被害人的生活困境,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持社会秩序做出贡献。     

警察职务犯罪相关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有极少数警察利用职务、职权之便进行着各种犯罪,亵渎了国家赋予警察的神圣权力,严重损害了法律秩序,极大影响了警民关系,疏离了人们对社会基本价值的信仰。遏制警察职务犯罪需要从加强教育工作、严密执法程序、强化监督机制和加大惩罚力度等全方位入手。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司法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准确理解其规定并加以适用。理论界需要正视信用卡产业自身的迅猛、粗放型发展过程中内含的机制性瑕疵和司法实务界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简单化处理的倾向。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争议性项目需要加以界定、探讨,如“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银行催收要求”、“持卡人认定”等问题,努力达到一种既符合金融信贷业发展规律又与刑法精神相契合的解读,并提出一种民事与刑事法律法规合力互动的“民刑应对机制”的设想。     

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

涉数据网络犯罪以数据侵害为核心,主要类罪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蔓延与异变,使个人法益、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危害。目前,涉数据网络犯罪刑事规制存在治理思路滞后、保护法益狭窄、规制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网络治理思路下适当拓展刑法谦抑性,调整法益保护类型与范围,实现刑法规制前置化与功能化,完善涉数据范围犯罪的刑罚措施与跨域合作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金融服务差异化监管体系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释放出强劲的农村金融需求,且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然而,目前农村金融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因此要充分拓宽农村金融供给渠道,解决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供给问题。再者农村金融市场易受骗子和谣言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隐忧和风险不容小觑,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特征的具有差异化的农村金融管制体系迫在眉睫。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实证对策研究——以重庆市各区县发案为例

电信诈骗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报刊杂志、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各种传媒逐渐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犯罪分子便以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案发案数量猛增,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严重。当前发生在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职业化和诈骗流程标准化、模板化等特点,给公安机关侦破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带来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等侦破难点。破解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难题,必须从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侦查队伍入手,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与银行业和电信业的深度合作,同时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身防范意识。     

中国区域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地区差距的度量及分解:1995～2010

文章采用1995～2010年中国财政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测度和勾勒出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中国财政公共服务支出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分析了财政公共服务支出规模、力度和增加值的地区差距,并运用泰尔指数对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地区差距变化的区域构成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的变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指出:国家财政公共服务政策应着力于缩小落后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建立以公共服务产出为导向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区域间公共服务支出的协调发展,以缩小不断扩大的区域间差距。     

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笔者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一文中曾提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及公众对廉洁性的信赖的观点,据此得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必备要件的取消是受贿罪客体的必然要求。取消这一要件将会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明确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而且不会产生有些学者所顾虑的与馈赠、诈骗行为无法区分的消极影响。     

抗战前十年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趋向

近代以来 ,中国金融业面临着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国民政府通过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不仅统一货币、建立稳定的货币基础 ,而且健全金融组织 ,建立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金融体系 ,客观上推动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金融界也以此为契机 ,拓宽业务 ,引入科学体制 ,并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加快了金融业的现代化步伐。但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 ,从而陷入了低潮期。     

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保护

法定数字货币是网络技术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兼具数据、财产和货币属性,现行《刑法》对数字货币犯罪的规制应对凸显不足。数字货币应纳入《刑法》中的货币范畴,作为货币犯罪的对象进行规制。根据数字货币的形式特点和技术特征,数字货币犯罪可分为生成型和事后型两种类型,呈现出伪造、使用、买卖、运输数字货币钱包,以及侵入数字货币发行系统等新型犯罪形式。因现行《刑法》难以对部分新型数字货币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故建议在《刑法》的伪造、出售、购买、运输货币犯罪中增加行为对象为数字货币钱包的表现形式,对生成型、事后型数字货币犯罪规制予以补充;同时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增设破坏数字货币管理秩序罪,以在数字货币情境下对国家货币管理秩序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论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消解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强烈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政体制对农村资源的汲取产生了路径依赖,二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制度缺失制约着国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公共财政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并确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