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明清家规对女性管理之比较

家规是家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护封建家族的统治秩序起着积极作用。但不同朝代的家规由于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特点 ,从而对女性的管理也不同。本文通过对宋代与明清两朝家规的对比研究 ,试图找出引起这种不同的原因。     

汉代儒家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与现实的差距

汉代儒家自觉地从男性视角,为封建的男权社会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并通过"礼法"和社会教化系统两种途径将这些信息传达给社会中的女性。这种带有鲜明的性别尊卑的意识逐渐为女性所认同,并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行为准则,对女性群体心理、性格、气质、思维等特征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儒家的女性观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观有一定的差距,就整个汉代而言,这种差距逐渐缩小,女性逐渐趋同于儒家的女性观。     

中国古代家规中的诚信思想

中国古代家法中蕴含着丰富的“信”伦理思想,“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不仅是历代家法共同倡导的立身处世原则,还是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继承和传播诚信思想的过程中,家规起着将儒家精英们的抽象命题转化为民间话语的中介作用。在经济方面,家法既强调自身的诚实信用,也十分讲究运用法律手段提供信用保障。家法中体现的信用思想和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中国“信”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中古时期世族家风、家学之特质——以江东世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世族是中古时期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以家风、家学为主要内容的世族文化 ,是当时各大家族延续其家世、维持其门第、提高其门望的关键性因素。世族之家风 ,即其家族之精神传统 ,其表象虽然纷繁 ,但其核心则是儒家礼法规范 ,讲求孝义 ;至于世族之家学 ,其最重儒家礼学 ,并且包容文史、杂艺等 ,以增强世族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儒学治家的典型──论郑义门的孝义家风

浙江浦江郑家从南宋始世代同居,历时三百余年,是义居共财家族的典型,素有“江南第一家”之称。其一整套严密的宗法制家规之所以历久不废,主要是有儒家道德中“孝义”这一共同的文化心理为凝聚剂,其中虽不乏封建糟粕,但主要则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精神文明中应该加以弘扬和足资利用的瑰宝。     

中国古代重刑轻民问题简论

通过对同一历史时期东西方所处地理位置、政治统治、经济特点、文化传统习惯之比较,认为：中国古代以农为主,重农抑商,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落后,是民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加之统治者在立法上重刑轻民,文化上独尊儒术,压抑了民众的民事权利,在法律适用上,封建的家族家规同国法并行,在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起到了替代民法的作用。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女性何以能承受礼法之重——对明末理学世家蕲州顾氏妇女的考察

明末的江南妇女已经有一定的女性意识萌芽,对礼法制度有所不满和冲击,而内地的女性仍然处在礼法文化的浓厚氛围中,恪守本分,遵从礼制。以明末湖北蕲州一个理学世家的女性为个案,尝试沿着目前学界女性史研究的路径,将历史时期的女性还原到其生活的场景中,考察中国古代女性是如何受到礼法制度规范的,她们为何能够承受严密的规范和束缚,并探寻她们的真实心理。     

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徽州宗族的家规研究——以休宁县茗洲吴氏家族为中心

徽州地区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明清以降,徽州家族为强化宗族凝聚力、加强家族控制、整肃家族秩序,多以当时占思想主流的理学为核心,同时参照朱熹《家礼》,制定了既包含三纲五常思想,又具有本地"时俗"的家规。因此,在徽州宗族的诸多家规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解读,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朱子之学,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作用。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仁为礼本与行礼为仁--荀子"仁礼之辩"内涵剖析

荀子继承孔子思想,沿着其以仁为本、重礼讲仪的思路发展开去.一方面,他以仁为善之核心和人生根本,以仁为礼仪制度的基础和本质.仁德是行礼的前提,行礼是仁德由内向外推衍的逻辑结果,此谓先仁后礼,仁本礼末.另一方面,隆礼至法、明辨达分是仁之应有内涵,行礼守义是得仁的必由途径,仁德的目的即在以礼规范社会、整肃秩序,此谓以礼行仁,行礼为仁.荀子由孔子之仁学开出自己的礼学,从而实践了孔儒由内向外、由理念向操作的拓展.     

孔子敬观及其在现代管理中的意义

敬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孔子将敬思想贯彻到亲亲之礼与尊尊之礼中,主张子女对待亲人应孝敬,下级对待上级应尊敬。敬不仅是普通人立身处世的原则,也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素养。敬与仁紧密相关,正是在敬的观照下,仁才得以发显流行。就孔子敬观念的发源而言,对礼之完美性的认肯,使孔子生发出对礼的敬意,并将对礼之敬转化为对仁之敬,最终实现了敬礼与敬仁的合一。孔子的敬观念能够渗透进现代管理中的家庭管理、职业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环境管理、自我管理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荀子礼乐学说刍议

儒家从产生时起,所提倡之学说便将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第一位,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是儒家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荀子宣扬的礼乐教化学说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特点,并且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式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乐学说由以往单纯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对墨子批评孔子儒家的几点看法

儒墨对立,这是春秋之际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墨子对孔子儒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天"、"鬼"、"厚葬久丧"及"礼乐"方面。这些批判的中心内容,则是墨子的"兼爱"与孔子儒家有差等的"亲亲"之爱的矛盾,是维护以血缘宗法制度为目的的"礼乐",与舍弃这个"礼乐"的矛盾。其矛盾则是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新旧思想冲突的必然结果。     

先秦推崇"讷言"的文化解释

先秦时期,人们推崇木讷不言的人格,这种人格是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礼在本质上是一种手势语言,所以礼乐文化重仪式动作,轻语言表达。长期的礼乐教化和终身的行礼过程形成了先秦推崇讷言人格的社会风尚。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