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学之外的智慧与学问

学问分科学与人文学两类。人文学与科学在对象、方法、取向、功能、标尺五个方面均存在本质差异。这说明,人文学不是科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的关系。人文学与科学的真实关系主要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体现。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中虽有过短暂,中突,却是由各种误解造成。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包含的关系。将人文学划出科学,也不意味着人文学是不科学的学问或二流学问。“划出”的主要意义在于:消除科学主义及其影响,阐明科学之“不能”和人文学之“特能”,使人文精神重放光芒。     

艺术人文学在当代西方的确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艺术的理解离不开它特定的文化与思想语境.对艺术语境化的理解也使得重提“什么是艺术”之问成为必须.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给艺术的定义和分类提出了挑战,一个崭新的概念——“类艺术”应运而生.作为新近出现的艺术术语,“类艺术”与人文学密切相关.价值是人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事关人类利益.面对价值,人文学采取的方式是分析研究,而艺术则是揭示价值.艺术人文学认为,一件艺术品包含四个紧密结合的维度,即FPCS模式:艺术形式、观者介入、内容和主题,没有揭示某种价值,形式与内容没有合一的艺术品就是“类艺术”.“类艺术”概念的出现进一步落实了艺术人文学,凸显了价值在艺术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无疑,基于价值的艺术人文学对剖析当代文艺和“中国艺术人文学”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对人文学术行政化之批评

《人文杂志》创刊50周年了。创刊命名者不大可能依据20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在汉语学术界兴起的“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或“人文科学”(the humansciences)观念,也不会预见到世纪之交人文精神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行程的独特重大意义。刊物标举“人文”,可能是心仪“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境界。这“轴心期”(Axial Period)的古典境界今天依然为现代人文精神难以企及。从一定角度讲,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已越发困窘了。一个违背人文学术本性而日渐强化的格局是行政化。所谓行政化,是指学者的研究方向志趣、学术选题、出…     

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学内涵——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对立的根源

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鲜明对立,但对其豪杰人格却十分推崇。此矛盾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二人看似相同的人格理想,实有不同的哲学内涵:李梦阳之豪杰人格以传统儒学之伦理道德为基础;李贽之豪杰人格却以自然人性之“真”为基础。这恰是二人文学思想走向复古与性灵之对立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历史的潮流中发展

关于现实主义理论　　现实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推崇并重视现实主义传统,马、恩之推崇“莎士比亚化”而批评“席勒化”,马、恩之推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宁之推崇托尔斯泰,毛泽东之推崇曹雪芹、鲁迅……再再都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谈论浪漫主义,但其分量显然不如现实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论述中,对现代主义谈论得最少,即令谈论到了,也都是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来谈论的。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面对着的主要任务是…     

从语言之气到哲学之气

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西方的自然观不同,前者以“气”作为世界的本原,后者以“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世界的本原是非形非质而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气”是无形的存在,万物之形由气变化而来。如庄子所云:“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篇》)“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张载也认为一切可见之象都是气。“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正蒙·太和》)更重要的是,“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具有运动性。《谷梁传·庄公三年》云:“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杨士勋疏引徐邈言:“古人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然则传所谓天,盖名其冲和之功。”这种“冲和之功”,即气的运行。张载亦云:“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纲组,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正蒙·太和》)“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组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申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正蒙·参两》)这正指出     

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

人文语根是一切学科之母 ,在语根那里 ,不仅会看到神话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类别之消解 ,而且会看到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之消融。从语根的角度看 ,人文是从“结绳记事”起步的 ,而人文学以“人文”为根本。科学以“类”区分事物 ,先有“类”的科学 ,后有分类的学科。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是人文科学的两个根本层面 ,人文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展 ,语词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相对而言 ,人文语根及其意义则变化不大。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发生巨大转变。处此巨变中的人文学,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亦有不少转机:在日渐"分离"的大学校园,社会科学发展迅猛,人文学则越发退居边缘,风光不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由于十年来的大学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与"国学热"形成相互呼应之势;而各高校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和"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虽仍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但均以"人文学"为知识传授的核心,也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文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还不是其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程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的改造,各类学术工程和评审文化在大学里大行其道,其发展日趋数字化、模式化,使人文学特有的灵性和精神受到损害,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     

《天论》之“本”确指“农业生产”

董平同志一反前人成说,断言荀子《天论》篇“强本而节用”一句中的“本”非指“农业生产”,“只能理解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见《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这种理解令人难以赞同。荀子的原文如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移,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信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荀子·天论》)这段话语意明显,并不费解。首先,“强本”与“节用”对举,表明“本”是与“用”(消费)相对的生产。荀子的意思是,只要增加生产和节制消费,天(自然界)就不能使人陷     

腐败与廉政初探

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是每一个政权上台伊始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古来统治者都懂得:“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所以每个王朝无不严明吏治,严惩污吏。已故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考察历史后得出结论:“古者吏之恶不仅臧私(贪污)然虐民之事,究以由贪取而起者为多,故绝臧私,实饬(整治)吏治之大端也。惩臧私之道甚多,严法初非治本之计,然急则治标,严法亦不容缓。” (《吕思逸读史札记·惩臧私之道》)唐朝,有不赦“官人枉法受财”的律令,并规定:诸监临、主司(承办案条)受财而枉法者,受财布匹十五匹,即处以绞刑(《唐律疏义》职制第49件)。明太祖朱     

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哲学史纲中之一章)

五行说本来包含有两种因素:一种是五方说,一种是五材说。无论那一种说法,最初全是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带有素樸唯物主义色彩的早期科学宸降墓勰钤谝笊桃丫弑?胡厚宜教授於此曾有论述道: 今按:……殷代确有五方之观念,则可由卜辞证之,如帝乙帝辛时卜辞有曰: 己巳王卜贞囹岁商受?,王?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粹九○七) 此卜商与东南西北四方受年之辞也。“商”者亦称“中商”,如武丁时卜辞曰: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八、一○、三) 口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佚三四八)     

认识论领域的开拓之作——评《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

哲学史上,“无知”与“知”一样,尚有其生存空间;但与“知”不同,“无知”难以形成哲人探究的兴奋域。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鲍宗豪的《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以下简称《论无知》),打破了对无知研究的冷落局面,给人以振奋与耳目一新之感。作为国内该领域的拓荒之作,其研究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     

"世外桃源"之变奏--新文化运动前澳门文学的文化内涵

鸦片战争之前澳门文学中的“西学中源”思路除开文化优越感的体现,也是面对西洋新知保持文化自尊、缓解心理震撼的需要;同较为开放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思路,“西学中源”只是为了解决融入“万国”背景和固守“中国”传统之间的两难处境,但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左右逢源的实用效果;鸦片战争的“现代性入侵”把弱肉强食的“文明”做为“科学”的基石,又把这种片面的“科学”做为唯一的合理尺度向外推销,想使被侵略的国家忽略甚至遗忘这种“文明”与“科学”背后的罪恶;过于偏向人文学的道统在时代精神面前无法再支撑起国家与民族的自信。     

宋人笔记中之包公

包公人也,而经传奇、戏剧之涂饰渲染则几于神。当时京师“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语(见《宋史》本传)因其面黑而峭严也,后世遂传为实任阎罗。戏剧如《游五殿》、《探阴山》、《铡美案》则大显神威于阴曹地府,又传曾主东岳速报司(见元好问《续夷坚志》)。更有以讹传讹者则包字希仁与范仲淹之字希文相混,戏文中往往自称“名拯字希文”,又自称“包文正”,则并连范谥,实则包谥孝肃不谥文正也。范之宦历,知开封府、龙图(《宋史》本传称以龙图阁直学士副夏     

朱熹乐论之雅俗观考释

朱熹既有推崇古乐的复古思想又有认可新声的通变意识,两者的契合点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雅与俗通变的内在基础是“性情”,“性”与“情”都是“理”的具体化,表现“自然之情”是俗乐被认可的特质。朱熹乐论完成了儒家乐论的哲学化、经典化、辨证化进程,也完成了“理”对“乐”的自上而下的干预。     

禅之悟与诗之悟辨异

禅与诗的共通之处是“悟”或“妙悟”。但由于参禅与作诗毕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活动 ,因而 ,禅之悟与诗之悟也就不会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悟”的途径 (“如何悟”)不同 ;“悟”的凭借 (要不要文字 )不同 ;“悟”的结果 (“悟到了什么”)不同。     

在人性论上荀况对扬雄的影响

扬雄《法言·君子篇》有下列的一段话: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苟非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亦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即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牛玄,骍白,睟而角,其升诸亩乎。是以君子全德。”可见扬雄对孟、荀的看法是:孟、荀同宗孔子,立说各自不同,但孟之于孔,没有不同,而荀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子思和孟子,这是他不纯的地方,也是他异于孔子的地方。扬雄是最推崇孔子的,往往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各说的标准。孟子既同于孔子,是他自认为是孔孟的继承人而不同于荀子了。不过就人性论说,他却受了荀子性恶说的影响,而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     

曾参的思想、风貌──兼说“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曾参被推崇为“宗圣”,历来都认为他是孔子“忠恕之道”、“心性之学”的传人,实际上他又是孔子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后经子思等传授给孟子,成为孟子“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曾参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中间环节。曾参出生地是南武城,而“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什么是人文学

本文尽其可能大的学术视野,勾勒了"人文学"话题的富有悲剧感的文化背景;作者借重于古汉语词源学的考释,对"人文学"作了某种可略成一家之言的界说,即所谓"人文学是‘觉悟'之学",强调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