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便成了一个令人手足无措、难以割舍的棘手问题.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对老子“圣人”等人格概念的联想与解读

“圣人”是《老子》中的理想人格,远离具体事务, “君子”、“侯王”等是具体的现实人格,忙碌于尘世之中.理想人格的力量渗入现实人格,现实人格有通达“道”的可能.从历史渊源与对具体事务的关系等方面对二者的定位予以考察.并对王弼、河上公本中“君子”、“圣人”概念的置换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格概念的灵活使用有利于减少现代社会理想与现实的隔阂.     

人文关怀辨正之二：“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都说明,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相统一的关怀。在阶级社会里,人文关怀普遍存在着各种“以我为本”与“以你为本”之间的人文张力,其中,“君本”与“民本”之间的人文张力是否相对平衡适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中国逻辑——基于“世界岛”和“边缘地带”理论的比较视野

"一带一路"是崛起的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惠及世界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着眼于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和合作共赢,立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长远发展和现实关照,绝非落入大国地缘政治权力争夺的窠臼。与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相比,"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了传统的"霸权"思维和"权力决定利益"的地缘政治思维,具有普惠性、包容性和平等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剖析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构建合乎中国逻辑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而且对于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论元宇宙中的“共感”与真实

元宇宙虚拟空间是包围物理现实与虚拟媒介的共延空间,元宇宙超越并融合现实世界,营造“共感—真实”效果。元宇宙通过媒介为介入数字叙事的人们提供“共感”体验,在这场体验中,元宇宙为“真实”提供了一个虚拟场域,受众事实性的真实情绪感知与身体体验又削弱了虚拟场域的边界感。最终,元宇宙传递的符号意义被接收者整合,受众携带当下的感知,主动“弥合”或“悬搁”现实和虚幻之间的距离,自主地“沉浸”于元宇宙空间;又在与人的共处中,真实地保留了经验世界中感官的丰富性。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澳人治澳”十五年的回顾与反思

从政治层面看，澳门特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基本法办事，“澳人治澳”15年实践是成功的。从治理层面看，尽管15年来形成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发展局面，但这种局面背后的一些治理缺位问题，如权力改革、产业正常化、住屋贫穷等方面，值得社会深刻反思。     

从“无为而无不为”看《老子》“道”的智慧——《老子》第五十一章阅读札记

老子道的思想体系的主轴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一种超越常识、超越经验的方式来理解《老子》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更能领略《老子》的精神与道家的智慧。     

“剧场隐喻”中“旁观者”视角的重建——马克思的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辩证法生成之关键

“剧场隐喻”中直接出现的是“剧作者”和“剧中人”,也隐含着“旁观者”视角,故这一隐喻中的三重视角及其间的关系可用来考察马克思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同及其超越之处.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立足于人的有限性阐明了“剧中人”如何亦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的“旁观者”视角,实现了“旁观者”与作为“行动者”的“剧作者”及“剧中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有效改造世界何以可能之问题.从“旁观者”视角的重建所理解的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对于正在急切进行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典范性意义.     

试析老子“道”论的“场有”思想

以五千言《道德经》驰名中外的老子，堪称是我国乃至世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大师。他的思想，辞约义丰，言简意赅，玄妙高深，难测涯量，引起了古往今来众多的学人关注，激发了他们浓厚的探索兴趣，他们通过注释、疏证、今译、阐发，围绕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进行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不少学人的心目中，老子的“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唯一实体，是绝对独立、超越时空、永恒存在、不可感知的“混成”之物，是地地道道的实体哲学，仿佛与非实体哲学风马牛不相及。学人皆知，老子所反复阐扬之“道”，是以理性思辨的哲学…     

从“以神听”到“天下听从”：《文子》“听”贯通的治身与治国

《文子》在多重层面上使用“听”,这些与“听”相关的论说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治身维度,即把“听”作为学道方式,根据道“听之不闻”的特性,排除耳目干扰,通过“以神听”通达于道;二是治国维度,即讨论君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应当通过正确“听治”的方式,使君令顺利下达、臣情得上闻,最终因君民良性循环而达成“天下听从”的政治效果。从由听及道的治身论过渡到以道御民的治国论有赖于“听”的行为主体的统一,君主通过治身有道虚心听治,并凭借精诚感应最终达成理想政治。     

“元宇宙”之技术构镜、叙事症候及哲学反思

“元宇宙”是整合多种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数智化应用和社会空间建构形态,是一个与人类现实世界嵌套又独立并隐匿于现实世界的立体化虚幻空间,是映射现实世界的数字虚幻世界。在身份、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的系统变构中,“元宇宙”将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充分接榫,构镜了界域地平线的时空和阴阳对接,实现了人类世的镜像重构和超度再生;其数字孪生、虚拟原生、虚实融生和虚实联动所建构的融宇宙和超宇宙的虚实重生在时空幻象中超越了现实宇宙;其形成的叙事空间激发了人类的技术思维和时空探骊,使得“元宇宙”在解蔽数字平台异化的枷锁形态时,解构了人类“数字内卷化”的桎梏状态,释析出“数字合作主义”的生命政治姿态,牵引出“数字主义”宰制下对人的解放变奏的空间反思。为此,“元宇宙”引领者要发挥其功能性制导作用：打破传统发展逻辑,走出数字内卷;打破传统技术异化模式,实现统摄性数字幻象;颠覆资本增值统治,实现数字加持下的商业生态化;突破传统人类体验需求,实现具身交互联动的智识化空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