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研究综述

从投资者情绪的基本内涵、投资者情绪的度量、投资者情绪的理论模型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力求系统全面地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进行综述,最后对投资者情绪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     

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金融角度的实证分析

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无论是Q理论还是融资约束理论都支持这一观点。行为金融学在该方面则莫衷一是。本文利用股票的流动性作为衡量市场投资者情绪高低的指标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发现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与市场投资者情绪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并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尝试对此给出一定的解释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的实证分析——基于上证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

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其投资情绪的变化往往会对投资结果及整个交易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而如何客观合理地度量投资者情绪则成为实际研究中的重难点。考虑到以往使用单个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容易导致代理有偏和信息不足等问题,抛弃单指标度量方法而选用多维度指标来,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第一只上证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SSMISI),并在该指数的基础上考察了投资情绪指数与股票收益间的内在作用机制。     

新闻媒体报道对投资者情绪影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当前,媒体的商业价值日益突显。新闻媒体往往通过对股票市场的预测和评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预期和市场运行。利用我国财经权威媒体2007年1月至2014年10月对股票市场的报道文本,可构建媒体报道的衡量指标,并结合投资者情绪的波动状况分析了媒体报道、投资者情绪和股票收益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首先,媒体报道的乐观倾向、市场指数收益率对情绪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媒体报道密度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测并不会对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市场收益率自身呈现一定程度的反转效应,媒体报道的乐观词汇比率、乐观报道比率同样会对市场收益率产生正向冲击效应;最后,牛市环境下媒体报道的乐观倾向对情绪的影响比熊市环境更为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资本市场管理体制,有必要对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监管,以确保股票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和有效地传递。     

“套牢”对个人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

运用行为金融学从＂套牢＂对投资者心理和情绪的影响入手,分析了＂套牢＂的原因及＂套牢＂后个人投资者的情绪反应,选取指标来分析＂套牢＂后应如何应对,给出了提高个人投资者心理素质的建议。     

市场情绪对投资效率与企业价值的作用效果——基于投资者非理性的假设

文章在投资者非理性的假设下,基于2004-2015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低迷的投资者情绪则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2)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其中国有企业所受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小;(3)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会通过企业投资而反映到企业价值的层面,低落的投资者情绪会加深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而降低企业价值。因此,企业治理过程中应当对投资者给予充分重视,同时监管当局应完善市场的监管制度,营造理性投资的市场环境。     

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企业层面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行为财务学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反映到企业会形成"企业性格",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投资效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的理论阐释,以2004—201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年龄越大,企业越不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而高层管理团队年龄差异性越大,越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CEO在任期中形成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能够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即专用人力资本能够对CEO克服认知偏差、理性决策作出贡献。     

企业成长性与机构投资者行为选择——基于定向增发折价的分析

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的掏空行为,但企业成长性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以2006—2015年沪深两市进行定向增发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机构投资者分为6类:券商、信托、保险、基金、投资公司和其他公司,采用大样本数据分析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面对来自于不同成长性企业的定向增发时,他们参与定向增发的不同状态会如何影响发行折价率。研究发现:（1）企业成长性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认购会显著降低发行折价率,且认购比例越高,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折价率无显著影响;（2）企业成长性好时,证券、基金、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认购比例越高,发行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投资公司的认购则增加了折价率。因此,政策制定时需区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在定向增发中可适当引入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来维护增发价格的合理性。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我国机构投资对股票市场波动影响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

证券投资基金是我国股票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最大.为验证基金投资行为与股市波动的关系,以基金指数变化代表投资者情绪波动,利用GARCH(1,1)及EGARCH(1,1)模型实证检验其投资行为对我国股市波动的时变性及杠杆效应,并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就其投资行为对股市波动作用机理予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投资者情绪波动下其投资行为会对股市波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投资者过度自信心理的存在,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其投资行为加剧股市波动作用更为显著;而投资者情绪下降时,股市虽有波动,但负向杠杆效应不如情绪高涨时正向杠杆效应明显.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负债、负债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负债及负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投资不足行为,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显著,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均较为显著;负债一方面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短期负债并没有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但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银行借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     

减排管制强度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强度会引发企业投资行为的策略回应。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省份的减排管制政策,研究减排管制强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排管制强度能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创新,且没有导致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挤占效应”。同时,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明确我国企业减排的分类激励政策、推进企业绿色改造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董事责任保险能否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企业董事及高管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查并导致其执业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促使作为董事和高管的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的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愈发凸显,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并非万能的保护伞。正确认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对于企业管理层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大股东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及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且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控股大股东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第二大股东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也进一步导致投资不足;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正向关系;董事长与经理人合谋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而相互监督则能抑制非效率投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易产生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使上市公司加大投资,抑制投资不足。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水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1-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水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异质机构投资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企业水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低,其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该影响中,机构投资者整体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无显著的调节作用。     

政治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省长更换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由省级领导人变动所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我国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变动对当地上市企业投资水平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非正常换届的省长变动对企业无显著影响,并且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沿海地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存在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也为地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提供了一种微观解释。     

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与非效率投资——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2015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具有监管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国有、无政商关联、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监管效应更加显著。在稳健性部分,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并购重组两种途径影响投资效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该研究不仅对理解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产能过剩难题和探讨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为推动政府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     

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选取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因素后,以年换手率作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投资者过度自信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股票错误定价,从非均衡定价的角度直接衡量投资者过度自信,进一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相似的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减少投资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决策,应成为未来引导企业投资政策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