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城市群的分析

城市群经济是现代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引进外资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的资本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除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程度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与资本配置效率在三大城市群中均呈现负相关,中西部城市群国际贸易的加深有利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鉴于此,中西部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度,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以此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体系演变与 区域经济增长

依托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分工协作的扁平化城市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群逐步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首位度的降低和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构建基础设施共享机制、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提升区域经济内涵增长的有效举措。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正值我国大力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整个中部地区所处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中部城市群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中原城市群,对三大城市采用区位商、加权变异系数等相关经济指标,比较其1999～2010年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依据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法可以预测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三大城市群在中部崛起背景下的政策选择.其政策目标是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实现中部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CSSCI

本文借助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09—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云模型、热点分析、趋同检验和GWR回归等方法,评价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探究空间格局和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先后经历“震荡期”和“提升期”;(2)城市发展效率存在“马太效应”,具有明显的高低分区,但整体提升明显,同时出现热点聚集和冷点四周分散的分布格局;(3)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资源禀赋地区随着资源红利消失对城市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响应模式与发展策略——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的演化特征、响应模式与发展策略对于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研究可以发现:城市化与城市空间扩张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二者异速生长模型中的标度因子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张响应模式的划分标准,据此可将其划分为城市化主导型、均衡发展型、空间扩张主导型、空间扩张失调型四种类型;尚...     

“城市病”发生背景原因与治理研究

城市化快速发展不但形成了一大批城市群,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宗旨逐渐背离。文章简要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城市病"产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重点提出预防"城市病"发生的治理对策,主要包括对城市科学规划设计、增加步行空间、建设社区空间、增加绿地面积、保护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城市生物多样性等建议,多途径共同治理"城市病",藉此增强城市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DEA-Tobit模型的成都平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评估

以成都平原城市群的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这些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评估。结果表明成都平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效率未达到DEA有效,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未在最优规模收益下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通过Tobit模型,判断社会环境因素与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值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整合城市群服务资源以及完善重点领域人才配置和资源倾斜等四项改进策略。这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集约利用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随着城镇面积迅速扩张,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城市土地,也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和投资商关注的焦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国家而言,只有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状态,充分挖掘城市用地潜力,走内涵式城市发展道路,才能"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合理的配置城市土地资源,使其达到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佳综合利用效益。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群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群。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1～2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由于城市群可以扩大聚集经济的优势,城市群有利于统筹规划,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群有利于不同模式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城市群可以扩大城市化中的辐射作用,因此,统筹规划、发展和建设城市群是城市化战略的优势选择。     

产业生态化的分析角度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为例

21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已经由企业、城市扩展到区域（城市群）。仅仅以三大产业的生态化协调已经不能缓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因此，以区域（城市群）为单位的产业生态化被提上了日程。选择产业生态化的分析角度，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产业生态化现状给予客观评价，指出阻碍建设生态化城市群的因素，提出消除这些因素的思路，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实现产业生态化提供可行的路径和政策依据。     

中部地区城市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城市化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之一,大量事实表明, 中部要崛起,城市必先行,中部要飞?关键在构建城市群.然而城市化必须付出成本,本文以中部地区6大城市群为考察对象,对其所含的35个城市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以期对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及影响因素

基于技术创新理论,运用要素错配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群41个地级市2010—2018年科技创新要素空间配置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科技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存在显著差异,且科技创新资本要素配置较人力要素配置更不合理;信息化水平、企业内部研发及城市化水平均有利于科技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而工业化水平不利于这一配置,各因素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财政政策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正向促进科技创新人力要素合理的空间配置,而对外开放程度仅通过本地效应正向促进科技创新人力与资本要素进行合理的空间配置。基于此,从积极采取差异化的要素配置模式、充分利用主要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科学合理地制定相关政策等方面,提出优化科技创新要素空间配置的建议。     

城市效率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基于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鉴于城市资源的有限性,城市效率问题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已不容忽视。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选取城市发展的各项投入产出指标,测算出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划分城市效率高低的地域类型并开展空间自相关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城市效率均有待提高;三种城市效率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各有异同;城市综合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性,规模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纯技术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性且呈现低高集聚区及高低集聚区。这些结论为促进浙江省各城市高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高铁时代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路径探索

区域地理学第一定律是地理空间在地球表层的具体表现,也是研究生产力高度发展重要核心区人口与经济集聚城镇的现象。在高铁时代,城镇扩展构成的大都市圈集聚、集约与消费的物质越来越集中,其大都市圈的资本、人流、技术与文化"外溢"与"回流"不断信息化、网络化、空间集中化的城市化过程;反过来也促使加快了交通网络化、同城化、快速化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三大都市圈城市群区,尤其突显。本文从我国刚刚进入高铁时代,大都市圈的相对地域空间内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完成出发,探索我国三大都市圈(长三角、京津唐、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城市化过程、发展模式及其发展路径,并为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战略及其相关对策提出积极的建议,期望引起学者的深入研究与争论,促进我国城市化道路健康稳定地发展。     

论城市服务业集聚与效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2004-2010年我国230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相关数据,利用空间外溢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效率水平提升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城市服务业集聚存在地区差异的背景下,服务业聚集能够显著提升其生产效率,空间外溢系数达到0.68,同时信息化水平也具有显著影响,但人力资本却显示出负向作用.鉴于此,政府应支持城市服务业空间集聚,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同时推动城市群服务体系建立.     

新时代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实践和成就背后的发展逻辑需要有新发展理念进行解释和总结。西方学者曾经提供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地理理论、增长极理论、集聚扩散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个维度阐述了我国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和刻画了新时代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尊重城市群发展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优势,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推动有利于强化中心城市引领作用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紧凑度时空差异分析

在中国城镇化、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厘清紧凑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城市效率的关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超效率DEA模型评价法测度201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并进一步通过象限法分析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时空差异。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存在正向关系,而短期内并非同步协调关系,城市紧凑度的降低并不一定影响城市效率;从类型划分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低级协调类城市比例相对较大,而效率优先城市数量多于紧凑优先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等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相关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城市群呈现出围绕核心城市的多中心抱团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逐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断提高城市宜居水平与人居质量;还要持续推动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专业化分工、与利益协同化的实现。     

人口集中、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一城市和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68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级市层面工业化速度大于城市化速度,省会级城市则是城市化速度大于工业化速度。这种人口集中的特征凸显了城市群经济效应。中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的数据表明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越协调,对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水平提升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