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与时空分析

利用MRIO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在2002-2011年间的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农产品出口、进口隐含碳排放量总体均处于增长态势,且后者增速较之前者更快;农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逐年降低,自2003年开始成为碳排放污染转出国;我国农产品隐含碳排放与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较大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对较小。继而采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进一步分解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后提出优化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全方位监管“隐性”碳排放的国际转移;设定区域农产品生产环境规制级差,实施区域碳转移补偿制度等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理论分析及空间实证

从劳动分工理论出发,采用2004—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的空间数据研究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并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有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存在一个阈值。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阈值时,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碳排放随之增强;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阈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会从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反腐败如何影响碳排放效率?

在实现“双碳”目标与打赢反腐攻坚战的双重要求下,关于反腐败与碳排放效率的研究,对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反腐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反腐败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显著“U”型特征;(2)反腐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非资源型省份的影响系数大于资源型省份,在经济高碳排放低和经济低碳排放高地区的影响显著,但在双高和双低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显著;(3)反腐败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两个渠道影响碳排放效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利于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带来更多低碳节能技术溢出效应。鉴于此,我国应持续推进生态环保领域反腐,重视区域差异精准施策,增强反腐同环境规制之间的协同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6—2019年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且具有稳健性；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智慧城市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有效路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减排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绿色创新是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和重要推动力,剖析并识别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果和作用机制,对于我国推进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选择2012—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与旅游绿色创新的中介传导路径,以及环境规制在旅游绿色创新发挥传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能显著降低旅游业碳排放,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以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交通便利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可以抑制区域碳排放总量,劳动力水平、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合理化、第二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提升会刺激碳排放总量提升;（2）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城镇化进程的变化会对当地碳排放造成影响,同时还可以对相邻区域的碳排放水平进行不同程度的刺激或抑制;（3）环境规制、发展智慧交通、引入外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是当前达成低碳低排目标的高效路径。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辽宁省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法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5～2007年辽宁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辽宁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是辽宁碳排放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增排作用;能源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增长,而能源替代效应对碳排放抑制作用不明显。因此,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新能源产业政策的量化分析及其环保效应

基于2003—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新能源产业政策以及CO₂、SO₂、PM_2.5排放量等数据,利用关键词提取和政策力度的方法量化分析新能源产业政策,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政策的环保效应。研究表明:新能源产业政策侧重点依次为新能源技术研发创新、太阳能和风能产业、新能源汽车,政策力度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与之相对应,新能源产业在政策侧重和政策力度较大时发展较快,继而降低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回归模型进一步证实新能源产业政策产生了显著的环保效应,而且具有溢出效应,即本省的新能源产业政策也会降低邻近省份的CO₂、SO₂、PM_2.5排放量。因此,应加强政策内容的导向作用,提升政策力度,合理匹配政策内容与政策力度改善大气环境;同时各个省份应该加强地区间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协调,共同减少碳排放、联合治理大气污染。     

社会经济转型新模式对中国CO2排放影响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较大变化,结合最新情况探究 CO₂排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有助于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进 CO₂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 2017—2020 年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变化对中国 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再次评估 2010—2017 年中国CO₂排放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2020 年,生产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变化由 2015—2017 年的 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表明中国在结构性因素调整优化方面具有一定减排潜力。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2012—2017 年能源利用效率和结构性因素变化对 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由 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这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出能耗明显增长有关,同时反映了产品结构不合理将驱动 CO₂排放增加。此外,各种社会经济因...     

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核算及其关键减排路径

不断扩张的居民消费不仅带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也造成大量间接CO₂排放。为缓解碳减排压力,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量,并对居民消费上游产业链进行详细剖析,以识别关键排放路径。结果表明:（1）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为28.17亿吨;（2）各部门间接CO₂排放差异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要贡献部门,占总排放的75%;（3）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主要集中在前四个产业层,占总排放的72%;（4）第0产业层间接排放的关键路径包含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其他服务业等6个部门;（5）第一至第三产业层排放的关键路径为18条,且存在“部门聚集”和“自循环”特征。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指出第0产业层减排应降低电力和交通等重点部门直接CO₂排放强度,倡导食品制造和服务业等部门的绿色消费方式和合理消费需求。第一至第三产业层主要依靠跨部门协作减排,同时应重视电力、农业等关键部门减排的连锁反应。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核心在于对贸易环境效应的认识。环境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污染的外部性可能危及全球,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十分必要。以我国CO₂和SO₂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前的贸易在规模和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环境效应,但结构效应并不明显,同时EKC曲线假说得到了证实。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产业升级——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环境规制强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产业升级,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分歧。文章首先从波特假说和壁垒效应两个维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如下：静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并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的转型升级;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本辖区及邻近区域环境规制的提升都会一定程度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忽略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将会导致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过高估计;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和政府干预均会不同程度地抑制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保护税对制造业供应链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同时也是排放环境污染物的重要来源。为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环境,我国实施了环境保护税政策。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保护税对制造业供应链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环境保护税会减少供应链利润,降低制造业供应链的经济可持续性;第二,环境保护税会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破坏,增强制造业供应链的环境可持续性,但是过高的环境保护税会有负作用;第三,环境保护税会提高物价,降低消费量,减少消费者剩余,不利于制造业供应链的社会可持续性。虽然环境保护税减少了供应链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但会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绿色消费,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贸易、环境与中国的选择

贸易与环境高度相关,贸易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多种途径影响环境,环境通过影响比较优势而最终影响贸易结构。中国是近年来贸易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由于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致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发展速度的代价,同时环保浪潮对我国对外贸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如何协调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