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市场·理性·制度

市场模式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也是当代社会文明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市场模式促进了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提高,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根本的飞跃。理性是市场模式建立的思维前提,也是市场模式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机制本身包含了非平等的秩序性倾向,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化是消除市场机制非合理趋势的条件。制度规范作用的凸显是市场模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集体理性的表现。制度在市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

论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多方博弈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行为的选择上,在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给予合作博弈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通过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政策使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应当趋向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效率.     

论群体理性与绿色营销

经济活动中群体理性倡导社会、企业和消费者三者利益的统一,尤其关注企业营销行为不损坏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是近年来绿色营销兴起的思想根源.但由于群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选择存在矛盾以及绿色营销正的社会外在性造成的成本收益分配不均衡等原因,我国绿色营销发展程度低.因此有必要引导个体理性向群体理性转移和融合,从思想上为绿色营销扫清道路.     

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形成机制——兼论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

本文考察了研究经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预期形成机制以及个体行为是否理性等问题的主要文献,并粗略梳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理性学习和近似理性等预期等关于预期形成机制研究的基本脉络。     

论霍曼斯的交换理论

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处于承前启后地位,成为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来源。他的交换理论是以斯金纳的个体心理学方法论为基础,吸收了文化人类学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而成的,认为个人之间的社会交换就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为当代经济社会学所继承与发展。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对多元价值背景中个体道德理性的检视

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上的困惑与迷茫。面对这样一个多元价值社会,个体需要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探究、批判的精神。而这种道德理性正是以往学校道德教育中所缺失的,通过对个体道德理性进行检视以期探寻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应对多元价值时代挑战的出路。     

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破局探讨：有限理性的理论和应用壁垒

自有限理性提出后,相关研究局限于认知能力、外部环境、信息完备性等因素的复杂性,始终裹足不前。而社会实践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人们的有限选择、有限认知现象,因而亟须破局有限理性的研究现状,为社会生产实践提供有效的应用理论指导和方法。我们发现,有限理性的过往研究始终站在宏观社会视角下,导致无法量化,但有限理性本质是个体微观层面对某一特定事件或事物认知程度的反映。因此,本文转换至个体微观视角,一方面尝试定义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的理性程度;另一方面认真探讨了信息加工处理过程及理性程度的影响因素。     

从美式资本主义看个体实用理性的经济功能

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理性的核心是崇尚与遵循个体实用理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在客观现实中导致了美国新经济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新成就及新危机,从而揭示了个体实用理性的双刃剑经济功能,这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调研发现,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和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家两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自我保护,本文致力于分析基于理性考虑的行为动因。本文认为,由于人们的经济交换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及社会互动之中,单一经济理性不能对“一家两制”现象做出充分解释。因此,本文提出包含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内的多元理性概念,建立多元理性行为矩阵,说明家庭经济行为在实践上遵从的是多元理性。从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中,可以看到不同理性组合的考量下,“个体自保”和“社会共保”等基于食物交换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多元理性引导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出现。     

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系统论视域下的社会理性概念新解释

目前,对社会理性概念存在着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理解。社会理性应当是相对于个体理性的一个意义特定的社会哲学范畴。社会理性从结构上分为客观和主观两部分,而社会行动理性把两者联系起来。社会行动理性既是社会哲学理解和阐释社会理性的可考察的客体,又是融合了两种理性后的综合平衡理性,更多的表现为实践理性。社会理性应当是表现为社会行动理性的三方结合的统一体。     

农民外出流动动因分析

基于对30个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呈多样化状态。尽管外出流动动因各有不同,但外出农民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家庭,是取向于家庭的。农民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不是个体层面的个体理性,而是集体层面的家庭理性。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