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赋》“中畋”考辨

《汉语大词典》里的词条“中畋”引唐张铣注《文选》，释为“在狩猎之中”。文章认为《汉语大词典》对引例的理解和词义的概括均有不妥，同时引例自身存在注释不当的缺陷，文章以《文选注》等有关古籍资料为依据，利用文字训诂和古书记载相互印证，对《东京赋》里的“中畋”词义进行探究，确认“中畋”非“在狩猎之中”义，而是“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美人晨妆》诗作者考辨

以《昭明太子集》五卷本、六卷本、《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对《美人晨妆》诗考订,其作者应为昭明太子萧统,而非通常认为的简文帝萧纲。后人因树立文学典范的需要,将不符萧统形象的女性题材的诗歌都划归萧纲名下,这不仅造成了对萧统诗歌认识的偏颇,也影响到梁朝文学派别的划分。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试论《美人书》中的女性形象

《美人书》打破了传统礼教中的女性观,塑造了一群才貌出众、敢爱敢恨、有胆识有谋略的女性形象。该书通过对这些女性婚姻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包办婚姻的不合理及封建女性饱受摧残的悲惨命运,并大声呼吁真正幸福美满的婚姻应是男女心灵的契合,从而为那些无助的女性照亮了一丝光明。     

虞美人杂考

现今虞姬墓在安徽灵璧。但从文献资料来看,虞美人自刎处有安徽灵璧和淮南定远两说,因此,虞姬墓历史上实际两地皆有。美人死后,鲜血化为原上之草。这是一种能应曲而舞的独特的草,并非现在所见能开鲜艳之花的虞美人。虞美人草本花卉明代以来才从欧洲传入我国,历史上庞大的歌咏虞美人的诗词,也就经历了由咏草到咏花或花草兼咏的过程。《虞美人》曲流行于唐代,也与这个悲艳动人的故事有关。第一个以该曲填词的是唐代的无名氏,五代时《虞美人》词已多见。历代书面文学中的虞美人形象经历了从同甘共苦到贞节烈妇的演变过程,而在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中,虞美人却是一位巾帼英雄。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     

《诗品序》四言诗论矛盾说解异

钟嵘《诗品序》中的＂文约意广＂与＂文繁而意少＂,孤立地看来是有＂矛盾＂;如若明确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意动性语言技巧的运用及其涵义,则知二者并无矛盾。对其矛盾说加以破解,正本清源,无论对恢复钟嵘四言诗论的本有文义,正确解读《诗品序》,还是对正确理解古典诗学其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廓清和重建意义。     

《水经注》中黄河大北干流阙文及其环境意义

《水经注》在描述黄河大北干流的文字中 ,缺少关于今内蒙古、陕西、山西三省区 2 30 0 0km2 的支流情况。缺失上述记载的原因是 :在北魏、东魏时期 ,该地区为官方划定的军事性质游牧区 ,是军警用马的驯养基地。因此该区未设任何地方行政机构 ,也不属于任何州、镇、郡、县管辖 ,故没有户口数字的记载。从 4世纪 70年代到 6世纪 2 0年代的 15 0年中 ,本区牲畜数量增长近 10倍 ,草原严重超载 ,加之以气候干冷 ,促进了鄂尔多高原的沙漠化进程     

《大汉和辞典》(补卷)所录《三国志》词汇与《汉语大词典》增补刍议

结合日本学者藤井守的《三国志语汇集》和《三国志裴氏注语汇集》,从成词条件等角度对《大汉和辞典》(补卷)中的30个词语进行考察后发现,其中11个词语或因汉语和日语成词标准的不同、或因古代典籍中用例较少而暂且不将其视作为词,其余19个词语可以增补进《汉语大词典》。